“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发展动能加速转换的新形势,如何提升宏观调控精准性、政策协同有效性、治理体系系统性,以高效能治理护航“十五五”经济行稳致远?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采访。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加速重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外部需求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势分化,国际资本流动波动加大,对我国宏观调控的自主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既是应对外部冲击、维护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也是破解内部结构性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更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蔡彤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地方存在重短期增速、轻长期布局,重项目落地、轻系统谋划的问题,产业布局重复、资源分散消耗、重大战略落地滞后等现象时有发生。以辽宁省为例,曾有4家省级经开区扎堆辽阳市,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集中在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领域,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破解上述问题,离不开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专职副院长、教授刘洋表示,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与战略引领的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宏观经济治理的方向稳定性、系统协同性和长期可持续性。国家战略的宏观引导和统筹协调是构建锚定方向、规范行为、统筹全局的治理坐标系,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前提。
立足国家规划统领,多地正加快构建层级清晰、衔接统一的规划体系,将地方发展自觉融入国家大局。在京津冀,备受瞩目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已于今年1月获得批复,这也是全国首个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都市圈规划。此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均以国家顶层规划为牵引,统筹产业布局、基础设施、要素流动、生态保护,避免无序竞争、重复建设。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要求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加快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确保各级各类规划在战略方向上同向发力、在功能定位上各尽其责、在实施路径上规范有序。”刘洋说。
“当前多政策协同面临的难点在于,部门分割会导致政策合成谬误。比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节奏出现错位,产业政策与环保政策存在目标冲突,区域政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时有摩擦。此外,不同政策的传导时效存在差异,央地博弈削弱政策传导,地方对中央政策存在选择性执行等问题,也增加了协调的复杂性。”蔡彤娟说。
“十五五”规划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依赖各类政策的系统性配合。以系统观念破解政策碎片化难题,构建目标同向、工具互补、效应叠加的治理格局,是从宏观层面保障政策取向高度一致的基础。”刘洋说。
在蔡彤娟看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要把握几个关键问题:一是目标一致性,各类政策必须锚定“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核心目标,避免单一部门目标凌驾于总体目标之上。二是节奏协调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同向发力、合理搭配”,避免“紧财政+宽货币”或“宽财政+紧货币”。三是空间均衡性,区域政策要服务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性竞争。四是时间连续性,强化跨周期调节意识,避免短期刺激透支长期空间,政策退出需渐进平滑。五是主体协同性,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需形成治理合力,政策设计既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又要尊重市场规律。六是内外统筹性,国内政策调整需充分考虑国际溢出效应和反馈影响,在开放条件下维护政策自主性。
在财政金融协同方面,今年我国创新设立了财金协同促内需的政策工具,紧抓居民消费、民间投资两个关键,推动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有机结合、协调联动。在产业就业协同方面,国家层面正积极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确定了39个试点城市,探索产业升级与就业促进高效协同的创新路径。
刘洋表示,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价格、区域、能耗、环保等方面的政策协同,深入挖掘政策结合点。通过跨部门协同打通制度堵点,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基础上,使各类政策在协同发力中始终坚守统一取向,从而在确保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同时,持续增强治理效能。
在蔡彤娟看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的路径应包括:建立更高层级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由国务院层面定期统筹政策取向;完善政策影响评估制度,重大政策出台前必须进行“一致性审查”;推动政务数据互联互通,构建宏观经济治理大数据平台;强化预期管理,政策发布注重节奏配合与信号统一,避免政策叠加共振或相互抵消。
“十五五”规划提出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战略举措。”蔡彤娟告诉记者,随着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外需波动性显著上升,过度依赖出口易受地缘政治和贸易壁垒冲击。同时,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内需潜力远未充分释放。消费拉动型增长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内生增长模式能减少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增强经济自主性。
财政与金融的“双向奔赴”,正在成为激活消费潜能的关键一招。2026年,中央财政专门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打出“组合拳”支持扩大内需。
广西北海玖龙纸业总经理张益安告诉记者:“财政与金融政策的支持,有力支撑了项目快速投产和数智化转型,有效降低了投资运营成本。”据了解,近年来该企业累计获得“桂惠贷”及金融惠企贷款超6.9亿元,获得贴息超1300万元,2026年二期项目又获贴息5140万元。
“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落脚点。”刘洋认为,通过系统性治理设计完善促进消费的有效制度安排,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能够从根源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居民消费潜力。
蔡彤娟进一步补充道,扩内需、促消费的努力方向应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释放文旅、健康、养老等消费潜力;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消费场景创新;通过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培育新增长点。让内需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根本在于构建“就业收入消费”良性循环。
围绕“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蔡彤娟也给出了具体建议。她认为,逆周期调节需提升政策响应速度,建立高频经济数据监测体系,缩短从信号识别到政策出台的时间差,丰富定向降准、结构性再贷款等精准滴灌工具;跨周期调节应着眼长远,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库,平滑经济波动。
在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方面,蔡彤娟表示,财政政策工具箱可拓展特别国债使用场景,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研究建立财政贴息与产业引导联动机制。货币政策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LPR传导机制,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等结构性工具。同时,要创新宏观审慎工具,针对房地产、地方债务、资本市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和动态拨备制度。此外,需加强政策预期管理,提升政策透明度,引导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期,放大政策乘数效应。
原文链接:[中国财经报]锚定新坐标 激活新动能“十五五”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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