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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资本流动的新变局—美国国际与国内资本流动深层博弈与对资产影响分析
发布时间:2026-02-13
 随着美联储领导层可能迎来更迭,市场正密切关注凯文·沃什(Kevin Warsh)可能当选所带来的政策转向及其对全球资本流动性的冲击。本报告认为,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政策倾向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工具在“数量”与“价格”维度上出现显著背离,进而重塑全球资产定价逻辑。  Ÿ在数量型工具层面,Warsh倾向于加速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缩表),这将回收美元流动性,通过推升期限溢价来锁定资本,而非导致资本外流。然而,

  随着美联储领导层可能迎来更迭,市场正密切关注凯文·沃什(Kevin Warsh)可能当选所带来的政策转向及其对全球资本流动性的冲击。本报告认为,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政策倾向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工具在“数量”与“价格”维度上出现显著背离,进而重塑全球资产定价逻辑。

  Ÿ在数量型工具层面,Warsh倾向于加速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缩表),这将回收美元流动性,通过推升期限溢价来锁定资本,而非导致资本外流。然而,在价格型工具层面,潜在的利率下调将压缩美元对G7货币的利差优势,理论上构成资本外流压力。

  Ÿ本报告重点剖析了作为全球流动性“压舱石”的日元在这一框架下的表现。尽管美日利差面临缩窄预期,但我们发现,套息交易(Carry Trade)的逻辑并未因简单的利差收敛而逆转。相反,只要利差维持正值且汇率波动率可控,日元融资属性依然强劲,导致资本并未回流日本,反而加剧了日元贬值与美元资产的支撑。除非出现极端的政策反转导致利差倒挂,否则当前的流动性格局仍将延续。

  Ÿ另一方面剖析了美国内部流动性变化对相应资产的影响与传递路径。Warsh对长端债券收益率的扰动,可能以股债性价比为起点,逐渐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回购规模,最终在价格上予以反馈。大宗商品则体现为非商业多头持仓规模的剧烈变化,放大相应资产价格端的潜在波动率。

  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敏感的十字路口。美联储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总阀门,其掌门人的更迭往往预示着货币政策范式的转移。市场当前对于凯文·沃什(Kevin Warsh)可能出任美联储主席的预期,正在引发对未来美元流动性供需格局的重新定价。

  与过去几年美联储“在加息中扩表”或“在降息中缩表”的权衡不同,Warsh的政策主张带有强烈的自由市场与稳健货币色彩。这种政策倾向可能会打破现有的流动性平衡,引发全球资本剧烈迁徙。

  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核心矛盾在于:美联储未来可能实施的“紧缩表、降利率”组合拳,将如何影响美元的全球循环?特别是在日本央行缓慢退出负利率的背景下,作为全球风险资产重要融资来源的日元套息交易,将面临何种命运?本报告将剥离短期数据的噪音,从货币银行学与国际金融的底层逻辑出发,推演这一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路径。

  Warsh的政策底色中,对央行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的厌恶是其鲜明的标签。如果其上任,美联储在数量型工具(Quantitative Tools)上的运用将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这将是全球流动性收紧的关键变量。

  Warsh长期以来批评量化宽松(QE)扭曲了资产价格并助长了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在这一逻辑主导下,未来的美联储可能不再视“缩表”(QT)为加息的附属品,而是将其视为恢复市场定价功能的必要手段。 这种政策倾向意味着,美联储将更积极地出售国债或停止到期再投资。从流动性机制来看,这本质上是一个从商业银行体系抽取准备金、从市场回收基础货币的过程。

  市场普遍担忧紧缩会导致资本恐慌性外流,但从美元供需角度看,强硬的缩表实际上增强了美元的稀缺性。 当美联储通过抛售美债回收美元时,离岸美元市场的流动性池子将首先枯竭。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硬通货”属性将得到强化。对于全球资本而言,美元流动性的物理收缩意味着获取美元成本的上升(并非指利率,而是指可获得性)。 这种稀缺性构成了美元的一种“向心力”。为了维持必要的美元头寸以应对债务偿还和贸易支付,海外资本可能被迫留在美元体系内,甚至加速回流美国回购市场。因此,从数量维度看,Warsh的政策不仅不会造成资本大规模外流,反而可能加剧全球“美元荒”,进一步巩固美元的强势地位。

  尽管数量工具指向紧缩,但Warsh在价格型工具(利率)上的态度可能更为务实或具有政治博弈色彩,这为资本流动带来了不确定性。

  假设Warsh为了对冲缩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或者回应政治压力而选择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这将直接改变美元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当前,美国相对于欧元区、英国、加拿大等G7国家的利率水平仍处于高位,享受着显著的“正利差”。 如果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而其他G7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如日本)微幅加息,美元的息差优势将不可避免地缩减。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Interest Rate Parity),资本倾向于流向高收益货币。美联储降息将降低持有美元现金和短债的吸引力。理论上,这将导致一部分对收益率敏感的“热钱”从美国市场撤出,流向欧洲或新兴市场寻找更高的边际回报。 然而,这一传统逻辑在当前极度扭曲的全球宏观环境下,正面临失效的风险。其核心变量在于:全球是否还有比美国更优质的资产池?以及,最关键的融资货币——日元,其角色是否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日本在全球金融生态中扮演着极其特殊的角色。长期以来,日本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更是全球风险资产的“影子银行”。分析Warsh上任后的冲击,必须将镜头对准美日互动的深层逻辑。

  在过去美联储的加息周期中,当日元维持负利率时,全球资本(包括巴菲特等顶级投资人)大量借入廉价的日元,转手兑换成美元购买美股、美债等高收益资产。这种机制使得日元实际上成为了美国金融市场的“输血包”。 市场曾普遍担忧,一旦美联储降息、日本央行加息,这一流向将瞬间逆转,导致万亿美元级别的资金撤出美国,回流日本,引发美股和美元暴跌。

  然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尽管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市场预期降息2次左右),日本央行也开启了加息进程(预期极限加息2次),美日利差确实在边际上收窄,但资本并未如预期般大规模回流日元。相反,日元套息交易(Carry Trade)的头寸规模不降反升。 这一“反直觉”现象的内在逻辑在于:绝对利差的厚度与波动率的博弈。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进行套息交易的决策阈值并非利差是否扩大,而是利差是否足以覆盖汇率波动风险和融资成本。 即便在“美降日升”的假设情景下,美国利率与日本利率之间仍存在巨大的绝对利差(例如,从5%对0%变为3.5%对0.5%,仍有3%的利差空间)。只要这个正向利差没有消失,且汇率市场不出现剧烈的单边升值导致汇兑损失超过利差收益,借入日元买入美元资产依然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因此,美日利差的温和缩减,不足以撼动套息交易的根基。稳定的套息机会只要持续存在,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卖出日元、买入美元,从而在汇率市场上形成“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自我强化循环。这解释了为何在当前的宏观叙事下,日元依然疲软,而美元流动性并未枯竭。

  尽管基准情景显示资本流动具有韧性,但我们必须警惕Warsh政策风格中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尾部风险。

  套息交易的崩溃和资本的剧烈外流,只会发生一种极端情况下:美日利差出现实质性倒挂或极度收窄至无法覆盖交易成本。 这要求Warsh上任后,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极度担忧或某种货币实验的目的,采取快速、大幅、超预期的降息行动(例如短时间内降息200个基点以上),同时日本央行配合进行激进加息。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借入日元的成本将超过持有美元资产的收益,庞大的存量套息盘将面临灭顶之灾。届时,我们将看到万亿级别的资金在短时间内平仓:卖出美股美债、买入日元还债。这将导致美元汇率、日元直线飙升,以及全球风险资产的剧烈去杠杆。

  目前来看,这种极端情景属于小概率事件。Warsh的背景和对通胀的警惕,决定了他很难成为激进宽松的推手。然而,金融市场由预期驱动,新旧主席交接期的政策模糊性本身就是风险源。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Warsh上任后的首次点阵图指引以及对“中性利率”的重新定义。如果其政策组合仅仅是“温和降息+坚定缩表”,那么当前的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将不会发生结构性逆转,美元的强势地位和日元的融资属性将得以延续。

  五、美联储当下的应对:重启扩表 步履审慎1.QT缩表与发债制约导致2025年流动性偏紧

  自美联储2022年6月开始缩表至2025年12月,美联储主要通过国债与MBS到期不续的方式,总资产缩表约2.4万亿美元。缩减流动性的量变,在2025年转化为质变,即使美联储早已开始降息,我们仍然看到美国市场流动性的趋紧在去年频繁发生。体现为SOFR与EFFR利差的上升,以及常备回购便利SRF的使用激增。

  趋紧时点,与财政部在美联储的一般账户(TGA账户)吸收流动性的时点高度吻合。4月一方面由于对等关税带来的经济冲击预期,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上限约束,TGA账户不得不维持足够现金缓冲。所以4月税收大季TGA账户快速上升,隐含了流动性暂时的挤占。而流动性趋紧引发实质担忧的时点,是2025年4季度政府关门。由于财政部关门导致的支出受限,TGA净收入快速增加,意味着美联储大量且快速吸纳了市场流动性,驱动我们所看到的4季度紧张的流动性状态。

  12月议息会议上,除了再次降息,美联储宣布了为期数月的短期国债的储备管理计划(RMP),以支持流动性储备。即一个月内购债400亿美元,后续另行通知。虽然当局否认重启QE,但购债的实质动作,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每月将购债400亿规模至4月,2026全年释放流动性约4000亿至5000亿。但因为美联储主席换届,众多的不确定因素,让本轮购债逐月宣布。并且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继续维持收缩状态,鲍威尔任期内以数据依赖的审慎路径,平衡特朗普制造的“弱就业基本面”与“韧通胀预期”。如果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执着于重构货币政策框架,本轮扩表可能会在沃什上任后或更早时点了结。

  综上所述,美联储新人选Warsh可能带来的全球资本流动性变化,将是一场复杂的结构性重构,而非简单的线性外推。

  从数量维度看,Warsh倾向的缩表政策将回收基础货币,提升美元稀缺性,从根本上抑制资本外流,甚至可能引发离岸市场的“美元荒”。

  从价格维度看,尽管降息会缩窄美元对G7货币的利差,但对于最为关键的美日关系而言,“缩窄但仍为正”的利差结构不足以逆转全球资金流向。只要套息交易的底层逻辑——正向利差与低波动——没有被彻底打破,日元作为全球流动性供给者的角色就不会改变。

  因此,我们判断,在Warsh上任初期,除非出现黑天鹅事件导致美联储采取恐慌性降息,否则全球资本流动大概率将维持“美元回流/留存、日元持续贬值、风险资产流动性充裕”的格局。对于投资者而言,过度押注美日利差收窄导致日元反转可能为时尚早,真正的变盘节点需等待Warsh正式执掌权柄后,对美日利差倒挂可能性的实质性确认。

  投资者关心的流动性,与银行间不尽相同。上文主要分析资金流向的基本机制与逻辑展望。传递到金融市场及具体大类资产,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或迟滞。例如图表5一轮银行间流动性趋紧从2025年9月开始,但直到11月才出现部分金融机构开始密集使用常备回购便利工具SRF。

  具体到美股,流动性对美股的直接定价主要分为国际资本流入、企业回购、股债相对估值、财政扩张、技术创新引领的资本投入等。图表1介绍了截至2025年11月国际资本仍以回流美国为主;但由于欧洲因格陵兰问题潜在的抛售美债动机,以及Warsh大幅降息加剧的利差陡峭化,长端收益率剧烈变动,可能令股债相对估值端更容易引发资产的再平衡。当前标普500市盈率历史高位,美债收益率相对低息时代的绝对高位,股债收益比已经出现负值倒挂。如果未来美长债收益率因通胀或资金抛售再度上行,资本也会相应强化对美股盈利及分红的考核,资金更容易从美股流向美债,造成流动性的结构再平衡。

  盈利考核的严格,可能对当前需要愈发庞大技术投入的科技企业,产生更为直接甚至致命的结果。如果观察美国主要几家科技龙头公司,同样激进布局AI革命,这几家企业股价由2025年上半年的高度共振,转向了剧烈分化。除了谷歌模型被进一步看好,继而股价继续走高,其他公司均陷入了半年维度的震荡。甚至甲骨文出现了融资困难,股价转为下跌趋势。

  资本的应对,在对冲保险端CDs定价上也看到较为清晰的路径。主要的AI公司CDs报价在2025年4季度开始大幅上涨,资金开始选择运用保险进行头寸对冲。亦从另一面体现资本对当下AI科技乃至美股前景的犹豫。

  回归流动性主题,如果资本对上市公司的收益考核趋严,可能银行端就会收紧对上述公司的融资。公司的现金流一旦趋紧,一方面盈利变现可能引发预期变化,另一方面回购股票的力度也会相应降低。这是从股债性价比到公司融资回购,再到金融市场实际价格反馈的流动性连锁传导路径。

  对于大宗商品,流动性对高金融属性的品种影响较大毋庸置疑。但何种方向的影响,需要结合品种自身基本面预期综合看待。流动性能够直接影响的是持仓波动率,相应隐含价格的同步波动。例如如果将高金融属性品种的金银铜非商业多头持仓加总,大致反馈为金融资本对上述资产的多头配置,可以发现在2020-2022宽流动性期间,多头持仓的波动运行更为稳定;在2022-2025流动性逐渐趋紧的周期中,即使对应品种的价格均呈现牛市,但是多头持仓的波动率运行区间相对先前的宽松周期显著放大。非商业多头持仓波动率区间的放大,隐含了价格波动潜在放大的可能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