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合组织成员国在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但还面临着数字技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有待提高、数字教育正经历从过渡到转型等挑战。为此,2025年3月,经合组织发布《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来自数字时代学校教育政策证据的调查》报告,共有37个司法管辖区参与此次调查。通过分析该报告发布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关键发现,重点分析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和数字时代面向未来的教师职业政策两大主线和八个维度,包括数字教育的战略愿景与政策协调;教学、课程与评价方法的适应性调整;数字教育治理、指导与监管;资金筹措与采购;基础设施与创新;能力建设;人力资源政策;监测与评估。最后,对我国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育数字化政策提出以下建议;破解算法偏见,引导算法向上向善;关注弱势学生群体,弥合教育数字鸿沟;持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
基金项目:2024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领域博士生培养模式国际比较研究”(编号:24JYB007)
经合组织(OECD)非常重视数字教育和教育数字化转型,认为数据和数字技术是教育领域创新的强大驱动力,为教育系统和学校管理以及教与学提供了变革性机遇。然而,其也带来一系列风险与挑战,如公平性、互操作性问bwin官网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加以缓解。2025年3月20日,OECD发布《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来自数字时代学校教育政策证据的调查》(Polici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e Du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Policy Survey on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报告,以下简称《政策》。在此次调查中,共有37个司法管辖区参与,提供了截至2025年1月以来数字教育政策生态系统现状的信息。调查结果涵盖数字教育多个领域的相关政策,旨在加强数字教育政策的证据基础,促进国际同行间的学习,并支持公共部门制定政策和战略,以成功实现学校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已成为OECD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关键资源。倘若数字技术能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得到有效使用,将改变教学实践,并提高教育的质量、公平和效率。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对教育技术的投资激增,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学校和课堂之中。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中,高质量数字技术的获取仍存在局限性且分布不均衡,其实际应用难以真正实现教学实践的变革。数字技术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导致那些能够接触和使用新技术的人、难以接触和使用新技术的人之间持续存在信息或知识差距,可能放大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现有偏见。此外,在那些监管不到位或不受监管的市场中出现的技术,还可能存在使用效率低下、性能不佳、隐私泄露、违反伦理道德等问题。因此,学校需借助数字教育政策的引导,有效发挥数字技术的潜力,确保教师能够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促使各国政府不断审查和调整相关政策,使学校将有效且公平地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列为首要任务。2023年,OECD启动“学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未来适应能力政策”一揽子项目,旨在收集可比较的定性数据以支持这一进程,并为制定系统层面的数字教育政策提供参考。[1]数字时代的学校教育政策调查及相关成果旨在为这项工作提供信息,并加强该项目关于数字教育政策的比较证据基础。同时,该报告首次对政策调查的结果进行描述性概述,并基于“学校教育资源配置”项目开展更深入的分析,项目结果也将为该项目未来在特定国家的落地实施提供参考。
2021年,OECD发布首份《数字教育展望》(OECD Digital Education Outlook)报告时,所讨论的一些技术进步在当时被认为属于科幻小说的范畴。仅两年后,人工智能(AI)技术便以超乎预期的速度蓬勃发展。新冠疫情推动了远程学习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始将其系统化、数字化。随着世界各国纷纷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来自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大量新参与者进入教育领域。目前,OECD成员国正在积极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教育经历了从过渡到转型的发展阶段。OECD自2020年以来持续发布一系列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并初步形成从战略规划、数字资源建设、数字素养提升到生态系统建设的一体化实施和运作机制。[2]在其持续推动下,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OECD成员国关注的重要议题,将数字教育视作国家优先发展事项。OECD强调,具备完善的物理基础设施,不仅是构建高质量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前提条件,还是各国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在技术整合与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各国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举措为构建学生信息系统、学习管理系统等各类教育专用工具。同时,数字教育对高速稳定的互联网连接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凸显了该领域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及普遍应用也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的最大优势是能够促进个性化学习,为学习者创造契合其需求的教育体验,并能随学习进程动态调整及适配。但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应用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如出现新形态的数字鸿沟、数据隐私与安全面临挑战、应用伦理问题仍待规范等。
《政策》涵盖两大主题:一是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二是数字时代面向未来的教师职业政策。其重点围绕主题 1,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总结,突出与调查各主题领域相关的关键发现。其调查结果的呈现与项目的分析框架一致(见图1),涵盖两大主题八个维度:战略愿景与政策协调;教学、课程与评价方法的适应性调整;数字教育治理、指导与监管;资金筹措与采购;基础设施与创新;能力建设;人力资源政策;监测与评估。
《政策》结果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框架,因此需注意其在司法管辖区内的地方层面可能存在不同的落地形式。中央政策和法规可能面临差异化的执行或解读,导致地方单位及学校出现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或系统层面框架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实际体验之间存在偏差。
本次调查共有37个司法管辖区完成(包括26个OECD成员国、7个次国家实体和4个非成员经济体)。26个OECD成员国为:奥地利、智利、哥伦比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以色列、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7个次国家实体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比利时佛兰德斯社区、比利时法语社区、英格兰(英国)、北爱尔兰(英国)、苏格兰(英国)、威尔士(英国);4个非成员经济体为: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新加坡。在《政策》中,“管辖区”和“系统”这两个术语可互换使用,以指代调查受访者。
OECD 2022年的调查显示,部分OECD成员国和欧盟已更新或正在修订其数字教育战略,以应对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教育技术角色的转变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3]当前,专门制定数字教育战略的国家比例持续上升。调查结果表明,所有参与调查的司法管辖区均在指导教育改革的高级别战略文件中提及数字教育战略。具体呈现两种形式:一是在专门的数字教育战略文件中直接明确,二是在覆盖教育行业的更广泛战略文件中纳入相关内容。从具体分布来看,多数受访司法管辖区(2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62%)设有中央层面专门聚焦于数字教育的战略,部分司法管辖区(1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7%)将数字教育相关内容纳入中央层面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其余4个司法管辖区(以色列、英国北爱尔兰、波兰、英国苏格兰)当前正处于专门数字教育战略的制定阶段。
21世纪20年代初,OECD成员国的数字教育战略侧重于基础设施和学习环境、培养数字能力以及弥合数字鸿沟。[4]改善教育机构中高速互联网连接和数字设备访问是许多国家战略的核心,而对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关注较少。[5]
近年来,大多数国家已在其教育战略中纳入人工智能及其他新兴技术相关内容,但此类战略中多数未针对该主题明确具体实施举措或发展目标。在数字教育战略框架下,不同政策领域在数字教育战略中的具体举措和目标设定存在显著差异,部分领域的内容具备较强落地性,而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在举措制定与目标明确方面进度相对滞后。调查结果显示,部分政策领域的推进情况较为完善,不仅在大部分数字教育战略中被提及,而且在约2/3的司法管辖区中也成为具体战略举措的实施对象,如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接入、数字设备和软件)、数字技术的有效利用(包括教师使用数字资源进行教学的能力和教师整合这些资源的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调整,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字技能,并保障其在数字环境中的健康与安全。除上述领域外,还有部分政策领域不仅在数字教育战略中被提及,而且在一定数量的战略文件中与具体举措形成关联,包括数字教育标准制定与质量保障、学校技术支持人员配置、教育科技行业创新。尽管26个司法管辖区(占比81%)的战略涉及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但包含相关具体举措的战略较少(占比25%),且缺乏清晰明确的具体目标。
为使数字教育核心战略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有效工具,可将其与一系列用于促进相关政策落地的机制及工具建立关联。主要涵盖以下三类:一是体系化的行动计划,包括附带时间限制的发展目标,并清晰划分各关键行动主体的职责;二是指定预算额度及配套的资金筹措机制;三是用于监测和评估战略推进情况的框架。在进行回应的31个司法管辖区中,均已在其涉及数字教育的相关中央战略中将该战略与上述一种或多种工具建立关联。调查结果显示,2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74%)的核心战略与指定实施预算相关联;2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77%)的核心战略附有明确时限的目标;26个司法管辖区(占比84%)明确了战略实施的责任分配。在战略监测与评估方面,2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77%)将其数字教育战略与实施监测工具(如定期进度审查机制)相关联,19个司法管辖区(占比61%)纳入用于衡量战略实施进度与成果的工具,1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5%)纳入对战略实施结果进行正式评估的流程。
在多数OECD成员国中,数字教育资源使用的决策权由多层级行政主体和学校共同承担,学校主要负责规范资源使用。数字化战略不仅需要同时覆盖中央与学校两个层面,还需要学校领导者的参与。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要求学校对数字化方式进行战略性思考。37个司法管辖区中有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9%)要求学校制定有关数字教育的专门计划或策略,15个司法管辖区(占比41%)要求学校在覆盖范围更广泛的计划或策略中纳入数字资源在教学场景中的应用内容。
新冠疫情加速了教师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但并非所有教师都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实现更具个性化、高效、灵活的教学。尽管在决定数字教育资源的使用时机与应用方式上,教师及学校领导者通常享有较大的教学自主决策权,但中央教育部门在推动数字教育资源高效整合方面仍起着关键作用。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37个司法管辖区均表示已采取各种举措支持教师使用数字资源。
OECD各成员国认识到,培养学生的数字技能和数据素养有助于其在21世纪取得成功。因此,许多国家已开展教育改革,通过在学校课程中整合数字技能、与数字技术相关内容以更新学校课程体系。与此同时,课程设计与学生和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实际使用的数字技术正日益适配。调查显示,2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62%)在课程中纳入学生使用数字设备的指导方针,15个司法管辖区(占比41%)提供包含链接的数字教科书或其他数字教育内容。此外,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将课程通过线上渠道公开,方便教师、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员访问及使用。
所有参与调查的司法管辖区均在课程体系中明确认同培养学生数字技能的重要性,并一致要求以跨学科教学的方式开展数字技能教学。然而,学生数字技能的培养仍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系统性评价机制。调查显示,在回应的36个司法管辖区中,1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9%)在初中阶段通过形成性评价考查学生的数字技能,12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3%)采用总结性评价考查学生的数字技能。此外,较多司法管辖区选择依托国际调查对学生的数字技能开展评估。若剔除国际调查这一评估途径,则有1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8%)未对学生数字技能进行系统性评估。
各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学校正确利用数字资源,具体方式包括:一是具备约束力的法规文件;二是用于指导教育工作者在数字资源使用过程中进行决策的指导性文件。指导性文件所涉及的领域相对广泛,但具备约束力的法规文件数量较少,且在算法偏见监测等新兴领域指导性不足,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调查显示,在37个参与调查的司法管辖区中,大多数已出台指导性文件,29个司法管辖区(占比78%)覆盖教育机构网络安全领域,21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7%)覆盖数字环境中学生学习领域。尽管覆盖范围相对有限,但仍有多个司法管辖区推出其他领域的指导性文件,18个司法管辖区(占比49%)出台课堂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1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47%)制定用于提升互操作性的技术标准。而针对监测算法偏见领域,发布强制性法规的司法管辖区数量较少。截至2025年,仅有2个司法管辖区(韩国和新加坡)发布指导方针。在响应的司法管辖区中,最常见的监管领域是教育机构网络安全领域(有1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5%)和数字环境中学生福祉领域(有8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2%)。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会对同一主题的核心指导性文件形成补充。
数字化转型给教育机构带来学生个人数据保护、在线活动安全等方面的新挑战。尽管相关法规已普及且实施指南较为完善,但在监督执行机制和教职工培训方面仍显不足。参与调查的37个司法管辖区均已制定适用于学校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规,表明人们对保护敏感数据重要性的意识日益增强。3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81%)已为学校提供隐私与数据保护相关法规及实施指南,但仅有16个司法管辖区(占比43%)建立中央监督和执行机制,以确保学校落实这些措施。当学校的隐私与数据保护责任由中央统一监管时,相关工作通常会委托给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调查结果显示,19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1%)明确要求学校指定一名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负责隐私与数据保护措施的实施,仅有6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6%)要求其他教职员工接受隐私与数据保护措施培训。
数字设备采购责任在不同行政层级间的分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学校与地方当局在采购责任承担中的占比较高,且有近半数的数字设备采购责任由至少两个行政层级共同承担。调查结果显示,在37个参与调查的司法管辖区中,从各行政层级单独承担部分责任的情况来看,学校承担该责任的覆盖范围最广,共26个(占比70%);地方当局承担该责任的共23个(占比62%);中央政府承担该责任的共15个(占比41%)。从责任协作承担的情况分析,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司法管辖区中,有19个(占比51%)的数字设备采购责任由至少两个行政层级共同承担,包括学校、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在18个由单一行政级别负责采购数字设备的司法管辖区中,责任分配倾向于以学校为最主要的责任主体,涉及9个司法管辖区;次级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作为单一责任主体的情况较少,分别为5个和4个司法管辖区。
教学和学习软件的采购与资金分配责任与上述数字设备的情况类似,教学软件采购责任中学校承担比例最高,且多由至少两个行政级别共同负责,不同行政层级采购时的资金来源各有侧重。在教学软件采购责任分配方面,36个司法管辖区中,2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75%)由学校承担部分教学软件采购责任,21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8%)由次级中央政府承担。中央政府的责任侧重于软件开发领域。在36个司法管辖区中,有15个(占比42%)由中央政府对教学和学习软件的开发承担部分责任。从责任协作与单一承担的情况来看,21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8%)的教学与学习软件采购责任由至少两个行政级别共同承担;在14个仅由单一层级负责采购教学和学习软件的司法管辖区中,学校是主要责任主体,涉及8个司法管辖区,次级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分别涉及4个和2个司法管辖区,承担比例相对较低。资金来源方面,学校负责采购教育软件时多使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专项资金,涉及1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9%),且与数字设备采购相比,学校更常使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非专项资金,涉及2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6%),另有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9%)的学校通过自行筹集资金完成采购;次级中央政府采购数字设备时,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和中央政府拨付资金为主,分别涉及1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47%)和12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3%)。
鉴于数字设备在学习中的使用频率日益增加,为学生提供使用数字设备的机会已成为教学取得实效的关键。202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显示,表现较好的学校体系往往拥有更高的计算机与学生比例(已考虑人均GDP因素)。[6]不同教育阶段、地区在设备供给的自主权配置、相关政策及实施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次级中央政府或学校在确保学生获得数字设备方面拥有自主权,这一情况在大部分受访的司法管辖区普遍存在。其中,小学阶段涉及2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4%),初中阶段涉及19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1%)。在小学阶段,司法管辖区采用集中管理模式,大多实施1∶1政策。该政策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为所有因学习需要配备便携设备的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仅供在校使用,有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9%)采用此形式;另一种是设备可同时供学生在校内和家中使用,有5个司法管辖区(占比 14%)采用此形式。1∶1政策在高中阶段同样常见,但高中阶段学生将笔记本电脑带回家的情况更为突出,9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4%)的高中生会将设备带回家以完成作业或开展自主学习。在设备供给政策类型方面,自带设备(BYOD)政策的应用呈现明显的教育阶段差异,5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4%)的大多数高中实施了该政策,而小学阶段仅有1个司法管辖区采用该政策。另有少数司法管辖区报告存在学生不使用便携式设备的情况,涉及小学生的有6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6%),涉及高中生的有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1%),此类学生通常在学校使用台式电脑,在家则使用个人设备。此外,相当比例的司法管辖区采用“混合策略”为学生提供便携设备,小学阶段涉及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9%),高中阶段涉及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1%)。此类混合策略包括允许学生使用私人设备,并为无设备的学生提供设备。
在绝大多数未为学生提供普遍访问数字设备权限的学校体系中(包括在校内和校外使用),解决学生在数字设备访问方面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挑战。调查表明,学校在为家庭可能缺乏设备的学生提供数字设备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部分司法管辖区中央政府缺乏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支持。针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数字设备支持措施在小学与高中阶段呈现一定的差异,且部分司法管辖区缺乏中央政府层面的支持:16个司法管辖区的学校为小学阶段弱势学生群体提供数字设备;而在高中阶段,同样有 16 个司法管辖区提供。在高中阶段,除直接提供设备外,另有4个司法管辖区(在32个管辖区中占比12.5%)开展租赁活动,允许学生在有利条件下租用笔记本电脑。此外,5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3%)为弱势学生群体提供代金券计划,以帮助其获取数字设备。小学阶段的租赁与代金券支持方案覆盖范围更小:在31个有相关数据的司法管辖区中,仅2个司法管辖区(占比6%)开展租赁活动,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0%)实施代金券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在保障弱势学生群体数字设备获取方面的参与存在空白:32个司法管辖区中,有8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5%)在高中阶段报告无中央政府支持;31个司法管辖区中,有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3%)在小学阶段表示缺乏中央政府层面的支持。
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改进是构建强大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除传统教育利益相关方外,该领域许多进展是由教育科技企业驱动的。公共机构在连接教育科技企业与教育实践者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汇聚政府、研究机构、产业界、学校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群体,以确定优先事项并推动学校中数字工具的有效应用。因此,一些国家已开始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鼓励开发与该领域优先事项相符的数字教育资源,或促进协作式开发模式。在参与调查的36个司法管辖区中,25个司法管辖区(占比69%)使用至少一种针对性支持措施,以推动教育科技领域的创新、研究与发展工作。在中央政府的举措中,最常采用的方式是委托开发教育科技解决方案。有16个司法管辖区(占比44%)通过该途径支持教育科技创新。1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6%)则依托公共机构开展教育科技研发工作,并为相关项目提供竞争性拨款。此外,12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3%)推出货币激励政策,用于数字教育内容、教育软件及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科技解决方案的开发。相比之下,通过税收抵免激励教育科技研发、直接投资教育科技初创企业这两类措施的应用范围相对有限,仅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1%)采用税收抵免的方式,7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9%)采用直接投资教育科技初创企业的方式。
为教师有效运用数字教育技术作好准备是许多国家数字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职前教师教育(ITE)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项目的调查结果表明,近期入职的教师群体比经验丰富的同行更能接受信息通信技术(ICT)培训。[7]然而,并非所有国家的准教师都能接触到有效的数字教学方法。在部分教育体系中,公共管理部门会参与指导ITE项目的内容,如通过认证标准规定ITE项目的核心内容,或为ITE项目制定核心学习目标或课程。两种模式在各个教育阶段的ITE项目中普遍存在,分别为国家采取政策干预模式或机构自主模式。
鉴于技术进步速度持续加快,教师参与持续专业学习对于确保数字教育资源在课堂中有效且持续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对于在初始教师教育阶段未接触过数字技术的资深教师而言,持续专业学习也是提升其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接受过相关培训的教师则往往更有信心通过数字技术支持学生学习,且在课堂上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频率更高。[7]因此,许多司法管辖区已采取措施支持教师的数字技术专业学习。主流模式是为教师提供免费的数字教育在职培训,形式包括结构化课程、同伴学习、实践社区等。强制要求的情况较少,主要通过中央政策强制教师参加教学数字资源使用的在职培训。从整体来看,多数地区采用“自愿参与+免费支持”的模式,体现了灵活性与选择性并重的政策导向。
教师数字技能认证及培训项目是认可其努力、促进持续实践的有效手段,但目前尚未普及。在初中阶段,46%的司法管辖区已建立教师数字技能或数字资源使用的能力框架,旨在帮助教师自我评估技能并规划专业发展方向。认证形式以项目认证为主,29%的司法管辖区对旨在提升教师数字技能或数字资源应用能力的培训项目进行认证,而非直接认证教师个人的数字能力。此外,直接认证形式有限,仅14%的司法管辖区设有主动认证教师数字技能的流程。
学校数字化转型依赖强大的机构能力与战略规划,因此学校领导在推动教师采用数字教育技术中起着关键作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已采取一系列提升教师数字能力的措施,多以免费的在职培训为主,强制培训较少,也有部分司法管辖区通过间接方式提升。在参与政策调查的司法管辖区中,大多数已在中央层面采取提升学校领导者数字能力的措施。部分司法管辖区尝试通过直接投资学校领导者的专业发展来达成这一目标。其中,为学校领导者提供免费的数字教育在职培训的形式较为普遍,涉及参与调查的35个司法管辖区中的23个(占比66%)。此外,参与调查的34个司法管辖区中,仅有6个(占比18%)要求学校领导者必须参加这类主题的在职培训。19个(占比56%)则通过为专业网络提供中央支持、投资相关学校改进支持服务等更间接的方式,提升学校领导者的数字能力。
父母或监护人在促进孩子学习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低龄阶段。随着数字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父母越来越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和能力以促进孩子学习,提升其对数字环境安全使用的认知。多个国家已认识到这一挑战,并正在采取措施提升父母的数字素养和能力,这也是缩小学生数字鸿沟和不平等的一种手段。调查显示,中央政府在该领域的举措主要局限于信息传播。在参与调查的36个司法管辖区中,有24个(占比67%)为父母提供了信息材料或指南,16个(占比46%)组织了相关主题的信息发布会和成立家长工作坊。此外,4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1%)称已开展培养父母数字素养和能力的指导计划。1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8%)表示未采取上述任何举措。
在教师职业标准和评估框架中纳入对数字能力或数字技术使用的相关要求,能够激励教师持续改进专业实践,还能够对那些在课堂中以创新且卓有成效的方式运用数字技术的教师给予充分认可。[8]随着教育主管部门和利益相关方根据课堂教学的动态现实调整教师政策,许多人开始反思教育者角色的演变,以及在数字时代成为一名高效教师的内涵。因此,多数司法管辖区开始提及数字资源使用,但实际评估中系统性考查该方面的比例较低,存在标准与评估的差距。调查结果显示,在29个针对教师制定相关职业标准或文件的司法管辖区中,21个(占比72%)称已在标准中提及数字资源的使用。在21个设有中央评估或评价框架的司法管辖区中,仅有11个(占比52%)在评估教师工作时系统性地考查其对数字资源的运用。这一结果在小学和高中阶段相近,表明教师职业自我要求的标准与实际工作评估标准之间可能存在差距。
随着学校和教师越来越被期望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其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需求催生了数字协调岗位,以有效部署数字教学工具。许多学校通过任命教职员工担任正式或非正式的数字协调员来满足这些需求。调查显示,大多数学校在分配这些职责时,允许自主或灵活处理。在36个受访的司法管辖区中,26个(占比72%)在初中阶段设立相关岗位,分配数字资源使用职责的任务由学校领导或地方当局自行决定。
多数参与调查的司法管辖区已为教师构建多阶段职业发展体系,但在与数字教学资源使用相关的员工岗位定义上,中央层面的统筹力度相对有限:在36个司法管辖区中,仅15个(占比42%)由中央明确界定此类岗位,其核心职能包括支持教师将数字技术融入教学实践。从岗位性质来看,这类与数字资源使用相关的岗位以兼职形式为主,涉及11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1%),而设为全职岗位的司法管辖区较少,仅5个(占比14%)。此外,有1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8%)通过设置专门的技术支持人员岗位承担上述职责,9个(占比25%)采用其他方式安排,或依据学校规模、教育服务类型等特点灵活设置相关岗位。在部分司法管辖区的教育系统中,上述多种岗位设置方式可能并存,如学校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将数字资源使用相关职责分配至多个员工岗位中的任意一个。[9]
数字软件和设备需要定期维护以确保其持续的安全性和功能性。因此,除了能够协助教师进行数字技术教学应用的专业人员外,学校还需要技术支持人员来维护其数字基础设施,并帮助教师或学生解决技术问题。目前,OECD各成员国的教育体系在学校技术支持的可获得性方面存在显著差距。调查显示,在数字教育资源维护职责的分配上,多数受访的司法管辖区倾向于下放决策权。以初中阶段为例,在37个司法管辖区中,有27个(占比73%)将该职责的分配权交由学校或地方当局自主决定。由中央层面直接负责数字教育资源维护的司法管辖区占比较低,8个(占比22%)由教师以兼职或全职身份承担维护职责,6个(占比16%)将该职责分配给技术支持人员(此类人员有时在多所学校间共享),4个(占比11%)则通过外包方式将维护责任委托给外部承包商。此外,1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7%)采用其他维护职责分配方式,或依据学校规模、办学特色等具体特点确定维护职责的承担主体。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校体系中多种维护职责分配方式并存,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
学校层面的内部和外部评估机制,在提高数字技术在教学、学习和管理中的应用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半数司法管辖区通过外部学校评估系统性地收集数字教育相关信息,评估重点集中在数字资源使用、网络访问、设备状况等方面。调查显示,17个参与调查的司法管辖区(占比46%)通过外部学校评估(即检查或外部审查)系统性地收集与数字教育相关的信息。外部评估最常监测的主题包括:学校数字资源的使用及其对快速可靠互联网的访问,涉及1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5%);学校数字设备的可用性和质量,涉及12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2%)。此外,10个司法管辖区(占比27%)通过外部学校评估监测教师将数字资源融入教学的能力,12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2%)借助该评估方式监测学校数字设备的可用性与质量,5个司法管辖区(占比14%)将外部学校评估用于监测技术支持员工的可用性,以保障数字教育相关支持服务的落实。
在教学中有效使用数字教育技术可提升学生多种学习能力,包括认知技能与数字素养、社会情感能力与福祉,以及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成果。在课堂中数字技术使用不当则可能弊大于利。因此,评估数字教育政策的成效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至关重要。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36个司法管辖区中,23个司法管辖区(占比64%)会系统性地评估数字教育对学生学习成就的影响,但从评估覆盖的成果维度来看,整体范围相对有限。19个司法管辖区(占比53%)会评估数字教育政策对学生数字技能的影响,其中,仅6个司法管辖区的评估聚焦这一维度,未涉及其他成果指标。相比之下,针对学生学科能力与知识内容的影响评估频率较低,仅11个司法管辖区(占比33%)开展此类评估。对学生幸福感与应对数字风险能力的评估同样较少,35个司法管辖区中仅9个(占比26%)进行了评估。此外,评估数字教育对学生认知技能、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司法管辖区数量更少,在35个有相关数据的司法管辖区中,分别有8个(占比23%)和7个(占比20%)开展了对应评估,两类能力的评估覆盖比例均处于较低水平。
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虽带来许多机遇,但也存在公平性缺失、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核心治理难题。当前,许多人工智能教育产品依赖大数据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但由于算法偏见和数据局限,输出内容往往重复主流观点,从而抑制了学生的发散性思维。[11]为此,应针对算法偏见监管存在空白这一问题制定指导方针,对数字教育资源及产品进行审查。教育部门需制定审查清单,并建立审查委员会,开展定期审查,并要求限期整改,以避免技术放大教育不公平,契合报告中数字教育需平衡创新与公平的核心原则。在学校采购数字化产品时,需对审查合格的产品进行公示,并强制学校从公示清单中采购产品。可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公开合格产品及审查报告,让学校采购有明确依据,从源头上阻断存在算法偏见的产品进入校园,确保数字技术服务于教育公平。规范算法,除个人努力和行业自律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充分运用相关法律规范算法,引导算法向上向善,才能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12]
数字鸿沟是指在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获取与使用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不仅体现在互联网接入层面,还涵盖计算机及其他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相关技能水平的差异。教育数字鸿沟是指在教育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过程中,因经济条件、地域差异、技术设施、能力水平等因素引发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不仅会直接造成学生学习效果的分化,还会进一步制约教育公平的推进以及社会整体发展进程。[13]当前我国的教育数字鸿沟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城乡发展差异、区域不均衡发展、家庭收入差异等因素加剧了我国教育数字鸿沟,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其代际传递。为此,应重点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弥合教育数字鸿沟。一方面,为深化数字教育发展,可从设施建设与资源创新两方面发力。在设施层面,可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系统推进智慧教室、虚拟实验室、数字图书馆等数字化场景建设,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搭建智能化数据库精准分析学情,助力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在资源创新层面,学校可以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多元化的数字教育资源体系。另一方面,应着力推动数字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通过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减少因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教育不公,为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均等的数字教育机会。教育数字化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地域、经济等因素对教育资源分配的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14]此外,应制定中央层面的弱势学生群体数字设备支持战略,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为帮扶对象,重点关注留守儿童、贫困学生、残障学生等弱势学生群体,并由中央财政统一采购专用数字设备,避免地方财政差异导致的帮扶不均衡。此外,学校、教育机构应主动开放优质教育资源,搭建安全可信的资源共享平台,让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学生。
数字时代教学方法的更新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而部分地区的教师数字素养整体仍处于中等水平,存在教师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水平普遍较低等问题。[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也明确提出:在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会背景下,开发创新数字技术与解码数字技术的新技能愈发重要,这需要教师发展数字素养、优化数据使用方式、掌握数字技能。[16]因此,一方面,我国应针对教师数字素养开展分层培训,满足教师阶段化发展需求,回应报告所强调的数字教育能力建设需适配教师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针对新手教师“入门难”和资深教师“进阶难”的问题,应按新手教师、骨干教师、资深教师分层设计培训内容:针对新手教师的入门需求,着重培养智慧课堂软件操作、微课制作等基础技能,通过线上课程自主学习、骨干教师带教的模式降低学习门槛,解决新手教师实操能力不足的问题;针对骨干教师的融合需求,发展其AI分析学情、跨学科数字项目开发等能力,通过集中培训、校本案例实践等方式提升技术与教学的融合能力,实现数字技术有效融入教学;针对名师的引领需求,使其重点参与数字校本课程开发、区域教师培训,通过国家级研修、课题研究等路径培养其创新与辐射能力,填补资深教师缺乏高阶培训的空白。另一方面,应制定教师数字技能认证与职称挂钩的机制,将其纳入职业发展体系,以激励教师切实发展数字素养。针对教师数字素养的认证不应是“培训参与”认证,而应是基于基础技能掌握、教学融合能力、创新引领成果不同维度的能力认证,确保认证结果真实反映教师数字教学水平,避免报告揭露的认证与能力脱节问题。挂钩机制则体现为,明确申报高级职称需中级认证、申报特级教师需高级认证,并提供数字教学案例,将数字素养从可选要求转变为必备条件,直接关联教师职业发展核心利益,解决报告中教师缺乏提升动力的问题,倒逼教师主动参与培训、深化数字技能。
总之,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为此,需要创新应用场景,统筹推进“学—教—管—评”四大应用场景的数字化进程,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育的全方位、全流程。[17]我国应通过全纳教育理念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培育全民数字素养,以破解结构性困境。[18]
[2]但金凤,王正青.观照当下与展望未来:OECD成员国数字教育发展战略规划与实施路径[J].比较教育学报,2022(2):89-102.
[10][13]刘宝存,戴子惠.教育数字鸿沟治理:现实图景、发生机理与实践进路[J].中国电化教育,2025(1):72-81.
[11]夏晓燕.以“差异友好型”生态破解数字教育同质化困境[N].中国科学报,2025-04-01(3).
[14]刘传昌.教育数字化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N].中国教育报,2025-02-27(6).
[15]乔世伟,董艳,赵磊磊.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教育科学研究,2025(4):13-19.
[16]梁林梅.经合组织数字教育生态塑造:策略框架与核心议题[J].电化教育研究,2025,46(5):33-40.
[17]张赟芳.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教师立身之本——教师数字素养与胜任力提升平行会议观察[N].中国教育报,2024-01-31(2).
[18]胡奇.经合组织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目标、路径与趋向[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5,31(7):2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