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首先对全球新闻学领域内“行动”与“结构”各自的研究脉络和固有弊端进行梳理,之后对两者长久形成的二元对立开展批判性反思。
数字技术和(逆)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社会现象的两大主要动力,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自然无法离开这两个重要语境。形式意义上,新闻学理论的构建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按照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语境进行展开。当新闻实践冲破国家壁垒,全球相互连接成为一般状态,现有的理论范式在诠释层出不穷的全球新闻现象之际,其局限性日益凸显——这并非各国的新闻理论过分具有主体性的原因,而恰恰是现有的新闻学实际是欧美新闻学的“扩散”罢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主流化的新闻学范畴,特别是以美式新闻学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在全球扩散的进程中,常常借助“客观性”“专业主义”这类看似通用的话语,盖住其背后“去历史化”与“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内在核心,进而造就一种“范式霸权”,使得非西方语境下的本土新闻实践和理论难以获得足够的解释与理解空间[1]。正如国内学者针对国内外全球新闻学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后指出的,不少中文论文一般从实践里的问题起步,体现“内外有别”的特征[2]。而英文论文流露出明显的跨区域、跨文化语境和全球视野,不过其理论运用仍体现出多元化且集中度较低的特点,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对线]。
在当下全球新闻学研究范畴中,也同样长期存在一种对“行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二元关系做分开处理的认知结构。部分研究过度凸显新闻实践者的微观能动性,诸如记者个人的职业选取、新闻机构的采编方案,以及新兴的公民新闻等现象。这些研究把焦点对准新闻生产的具体操作层面,肯定行动者拥有的能动性与创造力,然而往往无视新闻行动所扎根的宏观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技术结构施加的深远约束。孙立平在探究转型社会学之际,就强调了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认为“行动”与“结构”存有二元对立格局,但具体实现“贯通”的途径仍是挑战[4]。另一些研究则把重心完全放到宏大结构上,比如全球资本的流转、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技术巨头的垄断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扩散,这类研究明显揭示了结构性力量对新闻业的形塑成效,但偶尔也许会滑入结构决定论,从而忽略了在这些结构性力量掌控下,个体和组织依然具备一定程度的反制力量与主体性,其日常的实践活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既有结构带来微妙且具有累积性的影响。有学者在分析结构机制阐释时,也研究了结构和机制(可视为行动的宏观体现)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其关系并非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模式[5]。这种“行动”跟“结构”分离式的研究,让我们难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全球新闻传播的复杂情况,也妨碍了全球新闻学理论的切实成熟与进步。
鉴于此,本文试图回应这一核心困境:在全球新闻学研究的范畴内,怎样恰当地贯通“行动”与“结构”的联系,创建一个既能说明个体与组织新闻实践的模式,又能深度顾及宏观结构制约的动态研究模式?这不仅是填补现存研究理论缝隙的急切需求,更是引领全球新闻学实现本土化与全球化融合、脱离西方中心主义路径又兼具世界普遍意义的关键所在。
本文将首先对全球新闻学领域内“行动”与“结构”各自的研究脉络和固有弊端进行梳理,之后对两者长久形成的二元对立开展批判性反思。借助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引入,以期突破简单联合的表层逻辑,达成“行动”与“结构”的深度贯通。基于这一基础,本文将提出一个把微观主体能动性和宏观结构制约相融合的动态分析框架,并特别聚焦技术作为“中介化行动者”的角色表现,探讨它跟人类行动者及社会结构一起构建全球新闻传播复杂网络的情况。以此,期望为构建多元包容且有解释力的全球新闻学知识体系提供新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指引,进而更有效地服务全球传播实践,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闻传播学意义上的理论支撑。
(一)新闻工作者的行动与选择。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是新闻生产最直接的行动主体,他们的价值观念、职业认知、专业素养和日常工作开展直接影响着新闻内容的呈现,按照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记者被赋予像“客观性”“公正性”“独立性”这类核心价值,这些理念引导他们实施个体行为,例如事实核查、平衡式报道和新闻伦理的恪守[6]。这种看似普适的专业规范,在非西方的语境里要面对本土化挑战。在大量发展中国家,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也许更聚焦于国家建设或社会发展,其主体性和自主性在与西方模式的相互作用中呈现出独特的样貌[7],数字时代的降临,进一步拉长了个体新闻行动的边界线,业余记者、社交媒体用户这些非传统新闻生产者的出现,让内容生产不再只由专业机构包揽,普通大众凭借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信息、表明看法,极大地拓展了全球新闻的生态面貌,也让新闻行动的边界变得更模糊、更多样[8]。
(二)新闻机构的策略与实践。新闻机构作为新闻生产及传播的组织载体形式,其策略和实践是“行动”维度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处于不同国家及文化背景的新闻机构,其组织模式、采编流程和内容策略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不同国家媒体、商业媒体和公共服务媒体在运营逻辑与新闻取向方面各有侧重。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跨国新闻机构(诸如路透社、、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等)的全球布局和在地化,极大地影响着国际新闻的议程安排和叙事框架[9],它们怎样在守护自身核心价值的同时,顺应不同地区的政治、文化和受众诉求,是其“行动”策略的核心。非传统新闻机构崭露头角,诸如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媒体以及不同的原生互联网新闻平台,还凭借其别具一格的运营模式与议题设定,在全球新闻传播当中起到愈发显著的作用,它们一般靠特定的价值观和使命驱动自身的新闻实践活动,为全球信息流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视角与声音。
(三)多主体间的互动与协商。全球新闻传播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主体互动体系,新闻行动不是单向度输出,而是新闻生产者、受众、政府、商业实体、技术平台等多个主体不间断互动与协商的结果,新闻内容的打造、分发及消费,是一个动态的协商与博弈流程,政府借助政策法规、审查制度等对新闻机构及内容加以规制;商业实体利用广告投放、资本注入等手段,影响新闻机构的运营以及内容走向;技术平台采用算法推荐、内容审核等规程,深度介入新闻信息的筛选与传播。受众不再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主体,他们采用评论、分享、用户生成内容等方式,积极投身于新闻的再创作与意义构建中[10]。处于跨文化所构建的语境下,不同主体的对话与理解让全球共识的形成有了可能,同样要面对文化隔阂、权力不对称等的障碍,弄懂这些互动与协商的复杂情形,对全面掌握全球新闻学里的“行动”维度十分关键。
(一)政治经济结构。全球新闻业的发展跟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紧密挂钩,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媒体所有权结构的集中化情形,对新闻生产造成了深远影响。比如跨国媒体集团的规模扩张,如默多克新闻集团、维旺迪环球,以资本运作为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兼并媒体资产,让新闻业的生态出现了改变,也有可能导致新闻内容同质化,进而服务特定商业利益[11]。国家权力在全球信息的流动中充当关键角色,各国政府借助制定媒体政策、信息管理制度以及对媒体机构进行直接或间接掌控,对新闻信息传播施加影响。除此之外,国际组织、社会团体也试图通过制订政策以及相关规范,对全球信息流动的秩序产生影响[12]。地缘政治层面的冲突与合作,诸如中美双边关系、俄乌军事冲突等,直接构建起国际新闻的议程布局和叙事框架,不同国家及阵营的媒体往往会持有不同立场并采用不同报道角度,反映出结构性冲突对新闻实践有深刻的作用,处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媒体全球层面的布局与内容生成,和西方起主导作用的技术标准与传播秩序形成强烈对比,这不仅体现出中国在全球技术结构中的角色变动,也揭示了不同国家在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化效果[13]。
(二)技术基础搭建与算法结构体系。技术属于形塑当代全球新闻实践的核心结构性力量范畴,全球范畴内的互联网基础设施、通信卫星网络以及海底光缆等“技术保障”,让新闻信息在全球实现即时传播成为可能,但也产生了“赋能”与“规训”的双重效能[14]:技术极大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率并扩大了其覆盖范围,但少量技术寡头对基础设施的垄断,或将形成新的技术霸权,扩大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更重要的一点是,诸如Facebook、TikTok这类社交媒体和算法平台,已成为左右新闻可见度、传播途径和用户认知的关键要素,这些算法凭借个性化推荐,深度影响着公众接触新闻内容的方式与对特定事件的认知判断。TikTok在全球各地的迅速蔓延,不仅为文化交流增添了便利,还引起了有关数据主权、内容审查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纷争,这实则是技术结构和国家权力、用户行动之间复杂互动的典型案例[15]。某些新闻聚合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所采用的算法,凭借对特定关键词、用户互动模式的倾向性设置进行内容筛选并进行推荐,从而影响公众对特定事件(如气候变化、国际冲突)的认识,这呈现了算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对新闻传播的深层塑造意义。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新闻实践的深层背景由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组成,对全球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无形又深远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范式,长久以来在全球新闻学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非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往往被置于“他者”或“发展中”框架去审视,这样便限制了多元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出现[16]。处于全球媒体的图景里,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一直处在一种动态的关系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独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跟传播习惯,造就了新闻实践的本土特点。全球化同样推动着文化产品跨国流动以及文化符号的共享,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整合。这种融合并非一贯平等的,强势文化或许借助新闻话语的传播,达成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隐性输出,特定范畴的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经常依靠新闻报道、评论以及议程设置进行传播,这些意识形态不只是影响新闻内容的生产,也构建起受众对世界的理解认知。于是,保持或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17],认识这些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结构力量,对全球新闻学研究达成真正的去西方化与主体化起着关键作用。
(一)批判性反思:摆脱“行动”和“结构”的二元局限。在社会理论范畴中,“行动”和“结构”的关系一直是主要议题,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宣称,社会结构是人类行动催生的产物,也是人类行动的条件依据[18]。这说明结构并非绝对决定行动,行动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结构形态。从全球新闻学研究的角度看,不应把新闻实践者的能动性与宏观结构性力量当成相互独立的实体,而须把它们置于动态、辩证的视角当中,审视二者相互建构的关系。为实现这种“贯通”,研究须特别聚焦“中观”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衔接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中间连接部分。在新闻组织里,实践者的行动以及这些应对操作是怎样逐步影响政策执行与修bwin官网订的,甚至带动组织内部规范的演进;记者报道某个国际冲突的时候,其对新闻规范(像客观性、平衡性)的遵循行动并非完全能自主,而是被其所在媒体背后的所有制和国际地缘政治立场制约着,这种制约并非粗暴的压制,而是在行动者日常的具体实践里,借助协商、退让甚至抗拒,协同形成新闻产品的过程[19]。
(二)核心分析框架。第一,鉴于上述批判性回顾,本研究提出如下核心分析框架:能动性嵌入的结构观。这一结构观继承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关切特定宏观结构(涉及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框架所限定的情境里,新闻行动者(涵盖个体记者、新闻单位,以及像非专业记者群体这类非国家行为体)怎样发挥其虽有限却切实存在的能动性开展新闻的生产、传播与意义构建。
比如,在不同的政治结构中,新闻行动者采用隐喻、联想、代号等方式来表达其核心观点,使之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机制,这是一种嵌入了能动性的结构;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中,新闻行动者通过建立非商业化的运营机制,甚至跳出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循环,构建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存储、去中心化呈现的另类空间,以完成对商业新闻业局限性的超越,这也是一种嵌入了能动性的结构;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非西方媒体的新闻行动者,通过新技术平台的赋能和连续性的累积性行动,对既有的全球新闻传播秩序和结构予以反馈、修正和挑战[20]。
如果借鉴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进一步说明,我们可将全球新闻场域视作一个由新闻行动者(通过自身“惯习”展现出能动性)和各种形式的资本(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构成的结构性力量)一同构成的动态空间[21]。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一种用以剖析社会空间中不同主体互动及其权力关系的理论框架,它突出社会实践是在特定场域中实施的,而场域结构是由不同形式的资本分布所决定,在新闻场域的范畴内,新闻工作者的“惯习”(habitus),也就是他们在长期实践里形成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让他们能在结构中行动,他们的行动始终在对场域的结构进行再生产或是改变。
处于全球新闻场域内,文化主体性亦是联结“行动”与“结构”的关键切入点。非西方的新闻行动者,其新闻实践往往以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为源头。这些“惯习”不只引领着他们的行动,也可能对西方控制的全球新闻场域的资本规则发起挑战。通过考察这些文化主体性怎样在全球新闻场域中展开,我们可更深入地体悟“行动”怎样借助文化实践对“结构”施加影响,同时为构建多元化的全球新闻学知识体系提供新的切入视角。
(三)技术中介化:把技术当作行动者的创新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行动”与“结构”分析往往将技术视为一种纯粹的结构性力量,即一个外部的、有着决定意义的制约要素。而在数字时代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已不只是作为工具而存在,它们本身也作为一种“非人类行动者”,踊跃参与且对新闻生产、传播和消费进程进行中介化操作[22]。新闻机构普遍投入应用的AI写作机器人、大数据分析工具,不仅提升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其内置的算法逻辑和数据方面的偏见,还会直接影响新闻内容的生成和呈现方式,成为记者(人类行动者)和受众互动的关键中介。
技术作为一种“中介化行动者”的方式,跟人类行动者及社会结构一起构建全球新闻传播的复杂网络体系,处于人机交互和价值协商的情境中,开发者(人类行动)奉行的价值观、人工智能平台规则(技术结构)的设计考量,再加上用户数据(资本形式)的流动情形,一起构建起“三角互构”关系。人工智能算法实施决策的过程,虽说由人类完成编程工作,但其运行产生的结果或许超出人类预期,甚至反过来影响人类的认知行为模式,此分析将揭示技术作为行动者和人类行动、社会结构之间复杂的互动情形,由此为把握数字时代全球新闻传播的深层逻辑提供新的认识。
(四)研究路径与方法论。为扎实推进上述贯通“行动”与“结构”的研究模式,可以采用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首先,可以采取跨层次研究的方法。融合宏观层面(如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国际信息流动展开的分析)、中观层面(如组织社会学对新闻机构策略进行的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所有权结构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和微观层面(如新闻社会学对记者职业实践实施的考察、传播心理学对受众认知过程开展的分析)的研究。例如,在分析BBC国际部裁员事件时,需要同时对其宏观背景(英国政府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公共服务媒体财政紧缩问题)、中观层面(BBC内部组织策略的改动、新闻部门的重组安排)以及微观层面(记者对裁员的抵抗举动、其职业认同的变化和对新闻产品质量的影响)[23]进行分析。其次是运用历史与比较方法,探寻不同历史阶段“行动”与“结构”的互动模式。并借助比较研究,展现其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的具体情形,比较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国际新闻流动的结构上的改变,以及各个国家媒体在这些变化里的行动方案。再次为借助批判性话语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工具,细致剖析新闻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显示资本和技术对新闻生产的深层次影响。数字时代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不仅可以分析文本内容,还可分析包括算法推荐机制、视觉符号、互动形式等多种模态共同来构建新闻意义的情况[24]。最后可以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进行借鉴,考察非人类行动者(如技术算法、数据、新闻内容自身)和人类行动者(如记者、编辑、受众)怎样一起构成全球新闻传播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一个行动者平等的视角,协助我们理解在复杂的技术社会系统里,不同行动者怎样实现相互关联与相互转化,从而共同塑造新闻实际[25]。
(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贯穿“行动”与“结构”的分析模式,为冲破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新闻学的束缚提供了有效方案。通过仔细分析非西方语境下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及其与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互动态势,该模式能为非西方新闻经验打造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类似的,由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提出的“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概念,呼吁把欧洲经验当作全球历史里的一种地方化经验,并非广泛适用的普世范本[26]。根据这一概念,我们能够说明非西方行动者怎样凭借其特有的“惯习”与实践,打破并质疑全球新闻结构里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规则和权力分配,由此促进“全球南方”新闻实践和理论的自主发展,消除对西方范式的路径依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二)赋能新闻实践,架构新闻理论与实务。本研究提出的“行动”与“结构”贯通模式,对新闻从业者与新闻机构具有关键的实践指导意义,它有益于新闻工作者更深刻地认识自身行动的结构性约束与能动范畴,认识到他们日常的工作并非孤立的个体举动,而是与宏观层面的社会力量紧密结合。记者做国际报道的时候,不仅要依照新闻专业规范,更要领会到其报道可能受到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甚至技术平台算法的潜在干扰。这种认知会助力他们更自觉地开展批判性审查,并探求在结构约束情形下拓展能动性的策略。就从事新闻工作的机构而言,该模式也为其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开展策略制定提供了参考。新闻机构能够更深入地探讨怎样对新闻报道的框架进行优化,让其在维持本地特色的同时,具有更宏阔的全球视野,并且与全球不同区域的媒体机构构建合作网络体系,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全球信息环境之下维持竞争力与影响力。
(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支撑。在全球挑战逐渐凸显的现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赋予了新的愿景,新闻传播作为凝聚共识、推动理解的核心力量,要为这个理念提供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支撑。勾连“行动”与“结构”的研究模式,利于增进多元文化相互间的理解与交流,进而实现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全球信息秩序。它突出新闻在连接全球社会、处理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贫困等公共议题中的功效,通过呈现不同行动者在特定模式下的新闻实践,强化彼此动能,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传播实践案例,审视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以及媒体合作情况下怎样呈现“行动”与“结构”的衔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新闻相关机构的合作,作为各方媒体“行动”的一种体现,也受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内信息流动的“结构”样式,进而加大了对现实的关怀力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传播的智谋[27]。
本文提出的“行动—结构”贯通模式,为全球新闻学的具体研究开启了新的空间,后续的研究可于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度探索。实证检验与量化分析层面,于特定的区域或者特定议题下,对“行动—结构”贯通模式做实证方面的检验。可借助大数据对新闻内容传播路径,进而对“行动”与“结构”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做量化,说明其动态运行机理。也可从“全球南方”入手,进行对比研究,比较探究不同“全球南方”国家新闻体系面对西方结构性影响时的“行动”策略及成效,从而助力发现非西方新闻实践的多元特点,并总结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体性理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机制与方法研究”(批准号:21CXW001)、深圳大学社科2035计划重大攻关项目“全球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编号:ZYZD2406)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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