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全球经济体公共债务快速扩张,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大幅上升,而全球金融体系运转迟缓、效率低下,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和经济危机。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金融时报》发文,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令数十亿人陷入困境的全球金融体系。同时,联合国首席经济学家哈南·莫西(Hanan Morsy)在《评论汇编》介绍了非洲各国政府针对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弊端所提出的政策建议。
已故教皇方济各曾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债务与发展危机发出警告。在他看来,债务问题与更广泛的全球正义、人类尊严及代际责任等问题息息相关。有人声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正在缓解,但实际上许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由于,各国政府不得不将宝贵的公共资源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等方面转移出来,用于偿还早些时候签订的、当全球金融状况更为有利时所欠下的债务。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最新数据显示,有54个国家仅利息支付一项就占其税收收入的10%以上。自201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利息负担(利息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目前有超过33亿人生活在那些每年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超过医疗支出的国家,还有21亿人生活在那些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超过教育支出的国家。这绝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些债务成了发展的障碍。
与此同时,借贷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时利率降至接近零,其所借债务现在正以远高于以往的利率进行展期。即便自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利差有所缓解,但在当今的资本市场上,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展期债务的成本仍然高得令其难以承受。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这一危机,增长放缓进一步削弱了债务的可持续性,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当前的危机反映出一种系统性缺陷,其根源在于全球资本流动的持续不均衡。资本倾向于在经济衰退时期流向发达经济体,为其提供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却呈现出顺周期流动的特点,从而加剧了冲击,导致这些国家的净对外资金转移出现了逆差。仅在2023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向私营部门的长期债务净流出就达到了300亿美元,这一数字虽与2022年的近500亿美元相比略有改善,但仍对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
多边机构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疫情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大幅增加净转移资金,如今由于拨款减少以及利息支付大幅增加,净转移资金已大幅减少——从2020年的220亿美元的正向转移,到2022年的零净转移,再到2023年的负50亿美元转移。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多边开发银行,情况会更加糟糕:实际上现在正在发生一种隐性的救助行动,资金从多边开发银行流出,这些国家随后用这笔资金来偿还私营部门的债务,而非用于实现的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性的应对措施,而这首先要从承认危机开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令数十亿人陷入困境的制度结构。专家们也逐渐达成共识: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债务政策实际上是为金融市场服务,而非为民众服务。这有可能使整个国家陷入“失去的十年”,甚至更糟的情况。对于一些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来说,这种“失去的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困境是无法承受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仅仅基于避免债务违约而得出的狭隘成功论调,而是要正视数十亿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即他们的未来正被抵押以偿还那些条件极不合理的旧债务。我们必须消除全球架构中的根本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反复出现的债务和发展危机,而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了。(文章来源:《金融时报》,原标题为Debt is Crushing the Developing World,钟丽丽/编译)
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明确指出,因反复出现危机而承受压力的全球金融体系已不再适用于当下。经济增长放缓,与气候相关的波动加剧,债务困境加深,但现有的政策工具仍然过于烦琐、分散且效率低下。
非洲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着这些失败的重压,但非洲各国政府不再只是呼吁改革,而是越来越多地提出解决方案、建立机构并引入创新,以帮助创建一个能更有效地分配资本并有能力应对不断加剧的冲击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尽管改革的呼声往往被表述为关乎公平的问题,但更为紧迫的议题是效率。
全球金融体系在危机期间无法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未能对气候适应进行投资,未能将资金引导至高回报但资金投入不足的绿色领域,也无法迅速解决主权债务纠纷以保护发展成果,该体系在经济上功能失调,最终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就是近年来非洲国家倡导国际债务改革和本币融资、敦促多边开发银行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原因。这些提议反映了人们日益认识到,结构性缺陷会提高风险溢价,抑制投资,并使国家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债务危机是全球发展面临的最紧迫且系统性的威胁。目前,超过30个非洲国家在偿还外债方面的支出超过了其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当前的体系饱受延误、风险溢价过高和债权人协调不力等问题困扰,无法协调各方利益、控制风险外溢效应并动员私人投资。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鼓励债权人和债务方尽早坐到谈判桌前,并强调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但其影响力因缺乏可执行性而受到限制。非洲各国政府已作出回应,呼吁建立一个具有可预测性、基于规则且能满足发展需求的债务解决框架。幸运的是,南非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为非洲大陆推动大胆改革提供了机会。
非洲为重塑全球金融体系提议将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重新用作多边开发银行的混合资本。由非洲开发银行和G24提出的这一想法将允许在保持其储备资产地位的同时利用特别提款权,从而为优惠贷款创造更多空间。一些多边开发银行目前正在考虑将该提案作为加强资产负债表和扩大贷款能力的一种方式。同样,贸易和发展银行与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等区域机构正在推动联合信贷增级、南南融资平台和适应脆弱环境的气候融资机制。这些bwin官网并不仅仅是创新之举,更是全球决策者应该采用和扩展的可行模板。
需要明确的是,仅靠公共融资无法调动实现促进增长、增强韧性及加速气候转型所需的大量投资,但对高风险的担忧、不断上升的借贷资本、有限的金融工具及薄弱的项目计划等因素使得私人资本流动仍绕过许多非洲经济体。诸如信用担保、混合融资和第一损失资本等工具本可以帮助重新平衡风险回报率,吸引私人投资,但要发挥实效,这些措施必须被大规模推行,而不能仅限于试点项目。同样关键的是进行上游改革,以强化法律框架和机构能力,从而形成大量可投资的项目储备。
非洲的经验表明,多边开发银行必须支持下游和上游的投资。过度依赖外币借款会使非洲国家面临市场波动风险,并增加偿债成本。然而,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伙伴仍将本币视为边缘或试验性的工具,它们本不应该这样做。巴西的“国债稳健增值”(Tesouro RendA+)和“教育储蓄”(Educa+)计划可以作为有益的范例,它们展示了基于通货膨胀调整、便于零售投资者参与的储蓄工具的潜力。这些工具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和礼品卡提供,最小充值金额低至1美元,成功地调动了国内资本,同时强化了金融包容性。同样,泛非支付与结算系统(PAPSS)现已在多个中央银行投入使用,正在推动以当地货币进行跨境贸易,解决市场摩擦问题,并为构建更具弹性的金融体系提供蓝图。
为了有效应对与气候相关的冲击,非洲需要一套全面的工具包,其中包括债务换气候债券、绿色债券以及能够吸引私人投资用于适应措施的优惠融资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必须大幅扩大其规模。更重要的是,它必须动员更多的私营部门投资和气候融资。而目前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要开发新的工具,还需要改进执行过程。多边开发银行和捐助方须简化准入流程,加强协调,并将气候适应能力纳入国家投资战略之中。
非洲的当务之急是及时解决债务问题、做好上游投资准备、采用本币借贷及大规模提供气候融资——这并不仅仅是未来满足区域性的需求,更是具有系统性意义的解决方案,这将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具响应性,并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危机。(文章来源:《评论汇编》,原标题为Africa Is Taking the Lead on Global Finance Reform,钟丽丽/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