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0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不懈努力,泉州迎来了成功时刻。2021年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由此成为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
泉州申遗成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是以一座城市的名称来命名一项世界文化遗产,以特定的中古时期来表明泉州在中国与世界开展海洋商贸文明交流所处的历史地位。诚如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表示,这一决议体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泉州作为宋元中国杰出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以及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杰出范例所具有的突出价值的高度肯定,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泉州项目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高度认同。
这些中肯而充分的评价,对泉州而言,是莫大荣耀,也是实至名归。那么,泉州是如何做到中古时期的遗迹保存至今,如何做到中古时期的文化传扬至今?本文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启示。
泉州社会生产生活有两个基本特征,民营经济与闽南文化,这两者相互影响和促进,造就了泉州独具的区域特色。一般而言,闽南文化包涵闽越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三者交汇融合的多元文化基因。考察泉州历史文化的发展,有三个特点。
先秦时期东南沿海的一支闽越族滨海而居,向海而生,这是泉州先民的筚路蓝缕,闽越文化的生发,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滥觞之一。闽越文化古老而神秘,“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历代相传。汉晋以降,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入闽,迁徙到泉州一带。隋唐间从中原到闽南的迁徙增多,唐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几年后又将治所由南安丰州迁至今鲤城区内,泉州古城开始逐步形成。这时泉州已逐渐人丁兴旺,生产发展。晋、唐衣冠南渡给泉州带来了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教育初兴,古城文脉由此孕育滋养,涌现了第一位进士欧阳詹。与此同时,城市规模初具,唐代泉州对外贸易开始兴起,外国商人渐次涌来,海外文化随之而入。
欧阳詹是福建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是唐代中后期闽文化崛起的代表性人物。欧阳詹中进士后,极大地鼓舞了泉州乃至福建士子积极向学,带动了泉州教育发展和福建文风的兴起。“自是,闽士始知所向慕,儒风日以振起,相师不绝。”唐代福建观察使常衮对当时的泉州教育多所倡导,明代黄光升《潘湖仁颖书院碑记》载:“及常衮为泉郡观察使,设潘湖乡校,课文章······延泉名士欧阳詹辈教育勉励,闽俗一变,每岁贡学与仕进。”北宋蔡襄在至和、嘉祐间(1054-1063年)两度出知泉州,南宋状元王十朋在乾道四年(1168年)任泉州太守,南宋线年)两度出任泉州太守。“泉州自宋以来就逐步发展成为富商大贾往来之会,因为地位重要,有不少才俊名流来此任职。”宋代,蔡襄、王十朋、真德秀三位泉州太守对泉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政声卓著。
在泉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朱子过化”影响深远。朱熹推动泉州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贡献是巨大的。朱熹幼年曾随其父朱松在晋江安海生活过,青年时初登仕途,任同安县主簿,往来泉州郡治及所属各县,所至多访友朋,流连赋咏,尤致力倡办教育,其理学思想在泉州广为传播。朱熹在同安任上,即扩建同安县学规模,又在金门创建燕南书院;“过化”泉州期间,题匾城内“小山丛竹”并于此讲学,与泉南名士傅自得、陈知柔一起创建九日山书院,多次到南安杨林书院讲学。由于朱熹理学发展的影响和朱熹泉州讲学的推动,书院在泉州开始日渐兴盛。这些书院同朱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都成为传播和研究朱熹理学的重要场所。此后,泉州理学大兴。清代进士陈科捷曾谓:“吾泉务实学,自欧阳四门以后,至宋为朱子过化之地,渊源所渐,浸与伊洛比盛。”
据陈泗东分析,从欧阳詹中进士的唐贞元八年(792年)到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近一千年统计,“从各个朝代平均每科中进士的人数来看,说明泉州文风最盛在南宋,而南宋同时是泉州经济最盛之时,经济高潮与文化高潮的一致性,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综上而言,泉州在上古时期人口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但自中古时期唐代以来,泉州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开始了迅速发展,大有迎头赶上之势。自唐至宋,泉州私学日渐发达,州学、县学相继建立,书院教育在南宋进入繁荣时期,由此人才辈出,宋中进士近千人,位居福建前列,状元梁克家、曾从龙等科举英才继踵而出,曾公亮、吕惠卿等人跻身朝廷中枢担任宰辅要职。而泉州港在唐代已开始崛起,并快速发展为全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北宋时已可比肩广州港,南宋时已然超越广州港,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元代继续发展,迎来鼎盛时期。由此可见,在我国由北向南人口梯次迁徙和政治中心迁移的历史大趋势中,泉州开发虽迟而发展迅猛,后来居上,文化教育人才与经济贸易港口同期共荣,相辅相成。
自唐宋至明清以迄近现代,泉州古城有一处颇能代表文脉延续的地方,就是“小山丛竹”。这里有纪念唐代福建文教史上先辈之一“欧阳四门先生”(欧阳詹)的“不二”祠堂;有因景仰“欧阳四门先生”,慕名而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于此讲学,并题字“小山丛竹”;有明代锡兰王子后裔第七代子孙世寰望(举人)居住;有明代李光缙《募修不二堂疏》记;有清初锡兰王子后裔第十一代子孙世拱显在“小山丛竹书院”设教讲学;更有民国时期高僧弘一大师追寻宋朱熹史迹,晚年驻锡“小山丛竹”,讲净土法门,并留下“悲欣交集”最后四个字,圆寂于“小山丛竹”的晚晴室。打开“小山丛竹”这扇窗门,泉州历史文化从开启到发展过程,一目了然。
从汉晋到唐宋,泉州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海外交通与贸易兴起而繁华,至宋元进入鼎盛时代,蔚成东方大港和世界都市。大量外国商人的涌入,带来了亚洲、非洲、欧洲等世界各地的文化。而外来各种宗教的传入,如佛教、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与泉州的道教、民间信仰和谐共处于一城之中,充分展现了泉州博大的包容气度。
西晋太康九年(288年),九日山延福寺始建,这是闽南地区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庙。南朝陈天嘉二年(561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到丰州九日山延福寺翻译佛经,从这里“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可见南朝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已有大船通航南海,拘那罗陀之行,是泉州与外来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至唐、五代,佛教在泉州颇为盛行,也开始了世俗化的过程。至宋代,出现儒、道、释三教相互融合影响,“则知南宋时集儒、道、释文化之大成的理学思想对泉州地区的影响至深。”至清末民初,泉州的佛教与民间诸神信仰乃至民俗的结合更加密切,更容易为市井百姓所接受。
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教于唐代初期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泉州等港口城市,《闽书》记载:“()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②泉州灵山圣墓即是三贤四贤之墓。宋元时期,因应泉州对外贸易的兴盛,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当地官署相继设立来远驿、蕃坊、蕃学,并允许外国商人兴建清净寺和墓葬区。长住泉州经商,与泉州人通婚,成为泉州回族的先祖。“现今泉州南门外晋江陈埭丁姓,惠安白奇郭姓,泉州西门外南安丰州黄姓,泉州涂门外法石的金、夏、郭诸姓······泉州城内涂门街一带的夏、蒲、葛、丁、马、黄、郭等诸姓,都是或部分是古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后裔。”这些后裔与当地百姓互相融合,接受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度和祖先崇拜,同时也保留他们的一些教规,出现回族祠堂,式墓葬形式也出现了中伊融合的情况。
摩尼教,也称明教,自唐代传入泉州,与当地信仰的佛教、道教等民间信仰逐渐融合。“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草庵的“劝念”石刻十六大字为本土化的摩尼教所专有,但已经受到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明清以来,除了在草庵祭拜外,周边社区苏内村、东石社区等地一直都把摩尼光佛当成铺境神,晋江苏内社区有座五都水尾宫,墙上壁画正中为摩尼光佛,将摩尼光佛当成铺境神来供奉。虽然摩尼教已经消亡,但泉州包容开放的多元文化和鲜活的本土文化,使得摩尼教作为外来宗教,融合泉州传统的民间信仰,得到社区民众的膜拜与传承。bwin官网
泉州是中国唯一发现印度教寺遗存的地方,在泉州发现有大量印度教寺庙建筑构件,从收藏在泉州海交馆的100多方印度教石刻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图像以印度教神话故事为蓝本,吸收中国元素而雕成,塑造了中印文化交融的图像。从原印度教寺遗址移至开元寺中的须弥座、十六角形石柱等,石柱浮雕印度教古代神话故事、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这些都反映了印度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宋元时期就有基督教在泉州传教,有教堂和信徒,此后虽有兴衰,但一直延续至今。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了泉州社会对外来文化及外来族群的包容是多元的,融汇是多样的。各种外来宗教既能和平共处,又能被当地民众所接受,乃至有所改造和本土化,甚至在宗教艺术方面如建筑风格、浮雕技艺等,能够中外熔铸,浑然一体。至若阿拉伯族群能够在泉州拥有自己的社区,以至与当地人通婚传衍,形成泉州回族,其后裔至今仍有近10万人在泉州生活,这无疑是中外交流史上文化包容共存、族群和谐共处的范例。除了宗教以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国的经商意识、建筑艺术、药材医术、植物、服饰、生活用品、语言等,也传入泉州,对泉州民众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不同的文明相互理解,和谐共存。
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核心区和聚集区,有着多彩多姿的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南音、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妈祖信俗、泉州木偶戏后续人才培养计划等多个项目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名册,还有梨园戏、南少林五祖拳、泉州花灯、德化瓷烧制技艺、惠安石雕等36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泉州金苍绣、泉州祭祖习俗等88项目列入省级名录。
譬如以闽南方言的泉州府城腔为标准音的南音和梨园戏,不仅是泉州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也是古老高雅的艺术精华。泉州方言本身即有古老而雅驯的因素,保留了不少上古汉语的特点,被称为“古音化石”。如保留了古越语、古楚语、、古吴语的语音习惯,也还可在《诗经》《世说新语》中找到有些古老的语词及语言现象与泉州话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南音是保存我国古老音乐最丰富的重要乐种,蕴含着汉、晋、唐五代、宋历代中华古乐南移的历史积淀,其演奏形式承继“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汉代遗制,工义谱记法是隋唐以前的遗存,曲牌中保留诸多古调。而梨园戏是我国宋元南戏的遗存剧种,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典戏曲的诸多文学与演出形态,以泉腔演唱,保留了不少唐宋大曲、法曲。泉州是个“戏窝子”,还有高甲戏、提线木偶戏、掌中木偶戏、打城戏,是全国少有的多剧种并存的城市。
南音古老优雅,却又曲高和众,在泉州民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各县(市、区),从街道、乡镇到村居,民间拥有几百个南音社团;在大学、中专院校,泉州师范学院、泉州艺校开设南音专业。1990年以来,泉州市政府把南音纳入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连续20多年举办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比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年轻的南音爱好者,从中成长出许多专业人才,古老乐种在民间深受喜爱和传承。泉州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打城戏等传统戏曲,也是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逢重要传统节庆、迎神赛会、礼佛祭祖等活动,乡村社区往往要请戏演出,成为生活俗例,活跃在全市城乡的民间剧团一度达到98个。在泉州,很多传统的民间艺术、民俗文化仍在民众生活之中生生不息,石雕、木雕、瓷雕、灯笼、金苍绣、香案等,是民居的常用装饰和摆设;闹元宵、勤佛、普渡等传统节日,是民间热闹非常的活动;拍胸舞、火鼎公婆、嗦啰莲等传统舞蹈,仍活跃在日常生活中;南少林五祖拳、白鹤拳等传统体育,尚武精神也在民间传承。因此,泉州既是一个现代的城市,但同时又是一个古城,它的古,不仅体现在它保留着一个古城,有很多的文物古迹,而且体现在传统文化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充满着艺术的创造力,洋溢着人间的烟火气。泉州的古,不是地下挖掘出来的,而是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民众生活之中,是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古朴之风。
现代学术意义上系统研究泉州,可以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本文由此溯源展开,约略回顾百年来海内外学术界研究泉州的几个例证,以及泉州学术界形成发展的简要过程。
1926年9月,厦门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10月底,国学院教授张星烺、陈万里及厦大哲学系外籍教授艾锷风(艾克)赴泉州开展田野调查,随后国学院教授顾颉刚赴泉州开展风俗调查。几位教授的调查收获颇丰,调查结束后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如张星烺《中世纪之泉州》《泉州访古记》,陈万里《泉州第一次游记》,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天后》,艾克《刺桐双塔》(与戴密微合作)等。他们“共同倾心于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这在当时而言乃是该院研究的热点,于今视之则是'泉州学'研究的起点。”
张星烺致力于中外交通史研究,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1926年正是他的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完成书稿之际。考察泉州之后,张星烺在厦大国学院作了“中世纪之泉州”的专题演讲,包括他随后发表的论文《泉州访古记》《中世纪泉州状况》,可说是中国学者第一个将泉州这座城市大量保存下来的中古文物披露给世人知道。张星烺的论述“最富开创意义”,“界定了泉州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
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等学者来泉访古所开创的对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当地吴文良、吴藻汀两位泉州青年,也影响了当时刚毕业留校执教的林惠祥(泉州人,后来成长为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主任),以及几年后考入厦大的庄为玑(泉州人,成长为著名历史学家、后渚港沉船的发现者)。关于厦大国学院学人泉州访古之行及其对泉州年轻才俊的启迪,王铭铭评价道:“无论是张星烺,还是顾颉刚,都可谓20世纪新一代的'南渡衣冠'·······张星烺阅尽古今中外交通史文献,在空间外延的横向幅度上,演绎出一种世界的中国;顾颉刚贯通古史与民俗,从泉州历史连续统纵深处,挖掘出一种具有强大内在文化活力的自在中国。”“吴文良的泉州古代外来宗教石刻研究、吴藻汀的泉州民间传说研究,再次形塑了泉州的两个形象,一个是世界中的泉州,一个是自在中国的'民俗泉州'。”
本土学者近百年来的奋然继起与不懈深耕,艰辛曲折而接续努力,成绩斐然,备受中外瞩目,本文尝试以艰辛拓荒期、基础发展期、振兴活跃期、开拓繁荣期来略作概述。
(1) 艰辛拓荒期。在厦门大学国学院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等人泉州考古之行的影响下,泉州学人的现代学术研究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吴藻汀致力于民俗研究,在1929年开始出版《泉州民间故事传说》。1936年,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郑德坤主持发掘泉州城唐代贞元年间古墓,当时20多岁的两位泉州青年吴文良、庄为玑参加了这次发掘。从20世纪30年代起,吴文良致力于在泉州城内收集四处散落的外来宗教石刻。特别是抗战初期泉州古城遭拆毁,大量宗教石刻出土,遭受流失,吴文良为搜罗文物耗费了许多心力。在1949年初付印了《泉州古代石刻集》。庄为玑致力于泉州史研究,在1948年付印了《晋江新志》。在这段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中,三位青年学者克服重重困难,在各自领域的研究各有拓荒之功,对当时及之后的泉州学术研究均产生了影响。抗战胜利后,泉州的文献整理也出现一位拓荒者,陈盛明创办了“海疆学术资料馆”,致力于搜集、整理、研究闽南地区、台湾地区、东南海疆、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学术资料和地方文献,得到林惠祥、庄为玑、林英仪等泉州籍学者的支持。陈盛明1945年前后积极参与筹建晋江县文献委员会,担任总干事,筹备编印《晋江文献丛刊》。
(2) 基础发展期。新中国成立后,泉州文化学术也获得了新的生机。1950年,在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支持下,陈盛明将海疆学术资料馆珍贵文献捐赠给厦门大学,支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今南洋研究院)建设。1957年,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的指导下,吴文良对其《泉州古代石刻集》进行了较多的内容充实和研究改进,正式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很快在国内外引起了关注。同时,吴文良将他耗费多年心血搜罗的数百方石刻捐献给国家。泉州文博事业起步发展,1956年,泉州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地区的文物普查。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发掘南安丰州的东晋、南朝、唐墓。1957年至1963年间,泉州文物单位对灵山圣墓、开元寺大雄宝殿屋架等文物古迹做了修缮,又组织对九日山摩崖石刻作了清理。1959年7月,在国家文化部的支持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受到全国文博、考古和史学界的瞩目。海交馆与文物管理机构共同开展了一些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1973年发现、1974年发掘出水的后渚港宋代沉船,引起中外轰动,因历史原因一度停滞的泉州学术研究也由此渐次恢复,海交馆参与了当时的沉船发掘。1973年,晋江文博部门在草庵前的地下挖掘出宋代“明教会”古碗。1976年,泉州文博部门组织发掘德化屈斗宫宋元古窑址。文博考古事业的逐步发展,为开展学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振兴活跃期。改革开放后,泉州文史界学人敏锐感受文化春天的复苏,泉州历史文化研究迅速恢复与振兴,进入新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泉州学术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泉州历史研究会、中国海交史研究会、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以及南音、戏曲、方言、华侨、民俗、宗教等等各领域研究团体纷纷成立。《海交史研究》《泉州文史》《泉南文化》等一批刊物相继创办,为论文发表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园地。文博文保事业得到振兴发展,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馆、泉州博物馆等先后建成。泉州海交馆、历史研究会等文博考古单位和学术社团通力合作,泉州学术界人士共同努力,进行了多次文物调查普查,涉及海交史迹、民间造船史、港口航运史、海神妈祖、海外移民等,参与各种考古发掘工程。学术交流活动呈现蓬勃开展,如1979年3月,泉州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泉州湾宋代海船科学讨论会”;1985年举办的“泉州与台湾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泉州和台湾关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1987年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学术讨论会”,首次邀请外国学者与会。八九十年代,围绕“泉州学”议题,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可以说,举凡泉州的海外交通、文物古迹、外来宗教、南音南戏、民间信仰乃至泉台关系、华侨社会、宗族谱牒诸方面,都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专著,在宗教石刻研究、古船研究、外销陶瓷史研究、泉州港史研究、海外移民史研究、海神妈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关于泉州学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从著名学者李亦园对陈泗东的评价略窥一斑。李亦园指出,陈泗东的研究,“从泉州对外交通史,到泉州人物思想,然后转而论及泉州的民俗传统、戏剧语言、武术古迹等等,篇篇都能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角度上触及要处。”李亦园从人类学家的视角出发,认为陈泗东的研究能在历史意识背景中探讨当时当代的事物,正是治地方史的学者之所长。
(4)开拓繁荣期。进入21世纪,泉州学术研究与交流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因应泉州申遗活动,深化和凸显了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01年,在福建省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泉州市启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配合申遗活动,2002年秋,泉州市政府与中国航海学会联合举办“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对泉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作用展开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泉州学者也撰写多篇论文参与,为泉州申遗提供了学术依据。2010年7月,泉州市承办第6届中国航海日活动。这个时期,华侨历史博物馆、闽台缘博物馆先后建成,与海交馆、泉州市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构成富有泉州特色的文博考古体系,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闽南文化研究、闽台关系研究、华侨史研究等不断拓展。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接连举办了多届闽南文化论坛、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闽南文化艺术节,泉州学术交流和文化活动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2013年11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泉州市迅速响应,2014年1月,率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月相继举办“东亚文化之都”论坛、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论坛。2015年起,连续几年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泉州学者与国内国际学者就广泛开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更好发挥泉州优势探索先行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讨。
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也有新的进展。本世纪初,泉州开始探索水下考古新领域。2012年至2015年,泉州水下考古陆地调查启动,沿着泉州沿海541公里的海岸线,对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及周围的泉州海域水下文化遗存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2016年8月,泉州开展水下考古重点调查。而古窑址的发掘,继本世纪初发掘晋江磁灶金交椅窑址之后,影响较大的发掘,如2015-2016年,发掘的永春介福乡苦寨坑窑址,这是目前全国发现最早的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十年来,泉州在晋江流域多次考古发现的窑址中的器物,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外销货物,可见泉州是中国东南沿海陶瓷生产与外销的重要区域。在泉州考古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陶瓷器中,有省内和省外的多种陶瓷器物,说明宋元时期泉州也是全国外销陶瓷交集汇聚的一个中心城市。
2019-2020年,在泉州申遗的关键时候,国家文物局、福建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泉州予以大力支持,在继续完善原定的十几个申遗点工作的同时,先后组织力量对泉州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进行挖掘,开展研究,为这三处遗址列入申遗提供了翔实的科学考古报告。
因此,泉州申遗的过程,是泉州学术界一次全面的学术总结和深化研究的过程,除了弥补以往城市考古的不足外,引领中国海交史研究发展的泉州海交史研究领域,也重新回顾和分析过去的研究成果。泉州海交馆组织对几位泉州著名海交史专家的研究文章搜集整理出来,并集结出版,《刺桐杂识》《耕海集》《远驿集》陆续问世。同时,泉州一批70后、80后的年轻学者在参与申遗工作中,迅速成长起来,将是未来可期的泉州考古、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本土专家队伍。
泉州学人的努力耕耘,长期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支持和指导。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增订的过程,即是一个例证。《<泉州宗教石刻>与中国五位大学者》一文在回顾总结中指出:“这五位大师级学者就是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创始人林惠祥教授,中国首任文物局长、历史文化学家郑振铎,中国古文字和历史学家陈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夏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秦汉考古研究专家黄展岳。这五位用三代人时间的大师,他们接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出版《泉州宗教石刻》,把泉州推向世界的目标,把泉州古代海交史作为中国海交史的一部分,把古代多元一体文明的泉州推向世界的愿望,已经实现,其影响正在国际上回荡激扬。更希望后来者,能从他们的学术历程里汲取营养和素养,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泉州在对外交通贸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占据的地位作用及其多彩多姿的历程,无疑是一座学术研究的“富矿”,国内学术界长期发掘而成果颇丰,各种论文论著不胜枚举,本文在这里仅举几例略为概述,以窥一斑。
厦门大学教授傅衣凌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奠基者、著名明清史学家,早在1946年就已发表关于福建海商的论文,并由此关注明清时期的泉州安平商人。“20世纪40年代末,我为论述明代福建的海商,始知泉州的安平商人,亦是当时东南大贾之一,其势力足与徽商相匹敌。”②1956年傅衣凌出版专著《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书中专设“福建海商篇”,于安平商人予以论述。此后,傅衣凌仍然关注研究安平商人在明代商业史上的地位、安平商人的性格等。
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在1948年即付印的《晋江新志》,内容已涉及泉州的海外交通史、文化史、地方史等。庄为玑1973年在泉州后渚港调查中发现一艘古代沉船,并于1974年参与发掘沉船,这艘宋代远洋货船的出土,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泉州海外交通史的高度关注。在1989年出版的《古刺桐港》一书,更是庄为玑历时近半个世纪深入研究古泉州港的重要成果。全书首先阐述刺桐港的综合研究,然后分先秦到五代的交通史迹、北宋开港前后的交通史迹、元朝极盛时期的交通史迹、明朝中衰时期的交通史迹、清代前期的交通史迹等5个时期对古泉州港兴衰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是宋史、元史及中国海外交通史著名学者,在1980年即发表有关北宋时期泉州与高丽海上贸易的论文,是学术界较早关注北宋泉州海外贸易的专题研究。其著作《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于1981年出版,也是这一领域较早的专著。该书分析研究宋代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泉州港在南宋崛起的原因、元代泉州港的空前繁荣等内容。陈高华指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对应,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其中泉州港曾以“刺桐'一名为世界各国航海家、商人所熟知,它的兴起和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可谓中肯之言、公允之论。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早年师从庄为玑等名师,长期沉浸于泉州历史文化。王铭铭关于泉州的一部力作《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于2018年出版,该书最初于1999年出版,原名《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该书叙述从大量北方汉人南下入闽之初期的公元3世纪至1949年泉州解放的漫长区域史,堪称是一部“泉州传”。该书综合方志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重点诠释泉州“古今之变”的经济和文化内涵。尽管该书用不多的篇幅来概括明代建立(1368年)以前的泉州史,而把焦点集中在明至近代泉州的历史命运上,但对明以前泉州的论述仍然精彩。该书呈现了3至13世纪泉州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的状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走向繁荣,文化走向多元。王铭铭论证,至北宋,已形成“以泉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宏观经济区。”到宋元时期,“官方主导的“围城”的扩建,依顺商业和宗教流动的扩大而展开,这就使泉州的所谓'地方特色',几乎等同于'世界'一词所意味的一切。”
还有几位专家关于宋元泉州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视角与阐发。日本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的蒲寿庚研究,美国汉学家克拉克的唐宋闽南经济史研究,台湾李东华的泉州中古海上交通史研究,香港苏基朗的闽南中古经济史研究等,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兹就4位学者的代表作为例,略述其研究脉络及其重点结论。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原名《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最初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杂志》连载,1923年上海东亚研究会全文刊行,1929年中国学者陈裕菁译成中文并加以补充考证,改名《蒲寿庚考》在国内出版。桑原骘藏的著作中分为五部分,即:蕃汉通商大势;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蒲寿庚之先世;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桑原骘藏以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阿拉伯人蒲寿庚为研究对象,将之置于中西通商史、教传入中国史的大背景下,比较全面地探究蒲寿庚的身世及其在泉州的事迹,进而研究泉州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尤其是明确指出Zayton(Zaitun)即刺桐城亦即泉州。桑原骘藏对蒲寿庚的专题研究及其对宋元泉州的研究,这在当时很有影响,而关于Zayton即是泉州的论述对国际学术界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结论,当然这对泉州而言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台湾学者李东华《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九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一书,于1986年在台湾出版。该书分为四章:唐末泉州的兴起及其背景、五代北宋时期泉州海上交通之发展、南宋元代泉州对外交通的大盛、明代泉州之衰微。李东华在书中围绕泉州何以能跃起成为对外贸易大港、五代变局在福建对外交通史上的地位、北宋以后南海交通贸易形势的转变、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空前繁盛的原因、宋末蒲寿庚崛起的历史背景、明代泉州对外交通衰微的原因等问题,透过福建内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及海外地区交通贸易的大背景,逐步研究呈现中古时代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的整体面貌。李东华指出,“宋元时代的泉州汇集了我国向东向南两路的交通贸易,实足以反映当时中国在对外开放政策下海外交通的极度兴盛。”
美国汉学家休·克拉克《社区、贸易与网络-公元3至13世纪的闽南》一书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专门研究唐宋闽南经济史的英文专著。克拉克在该书中以朝代为时间轴线展开论述。首先在导论中梳理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在远古至中唐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和社群聚落发展,由此关注泉州作为一个都市的成长过程。继之研究唐代晚期自安史之乱后闽南人口的变迁以及泉州行政区划上的变动,并注意到泉南地区农业的兴起。再续研究五代时期,分别从政治社会结构、地区财政税收情况、人口迁徙、土地占有和贸易发展等方面论证了泉南地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性港口城市。最后研究宋代的人口与网络、贸易与经济,由此引申出本书的主题:克拉克所关注的运输“网络”的形成,以及此“网络”与泉南地区贸易相互作用的关系。克拉克的研究表明,“闽南地区由人口的迁徙、商业的兴起而组成的社区,进一步推动市场的完善和城乡经济结构的发展,导致闽南地区出现了复杂的交通-贸易网络,泉州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至此成长到了最繁荣的巅峰时期。”
香港苏基朗英文版《刺桐梦华录》于2001年出版,中文版《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于2012年出版。苏基朗在书中通过第一部分“过程:中古闽南的经济周期”、第二部分“空间:闽南的区域系统”、第三部分“结构:闽南经济的交易成本分析”展开整体研究。经济繁荣的成功表现、而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制度和经济表现息息相关,这三个相互贯穿的主题,构成本书研究宋元时期闽南区域经济的基础。无论是过程性的纵向表述,还是空间、制度建构的横向表述,“繁荣”始终是苏基朗对于中古时期闽南地区的基本判断。而其中,闽南地区的中古繁荣与泉州和它的海洋经济密不可分,因此“在确立闽南作为整合经济区域后,苏基朗开始为这个区域寻找空间上的核心,即泉州城。”
这里要特别提到3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实地考察认定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一环”的那场泉州考察之行。作为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计划的一项重大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于1990年10月从意大利威尼斯启航,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日抵达泉州后渚港,由来自30多个国家的学者参与的考察队在泉州开展为期6天的考察活动。考察队实地考察开元寺、九日山、天后宫、清净寺、草庵、洛阳桥等众多史迹。在此期间,举办了一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外与会学者提交论文数十篇,其中以泉州为专题研究的有:庄为玑《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陈泗东《泉州海外交通与海神信仰》、美国休·克拉克《泉州贸易和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意大利伯罗·柯拉迪尼《元朝在泉州的意大利人》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项目协调员杜杜·迪安评价“这次会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历史的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亦指出这次会议“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充分体现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高水平的。”
关于泉州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并存,中外研究者都有许多论述,王铭铭对此曾指出,“对于宋元时期泉州繁荣的面貌,历史学家已经做出了值得泉州人骄傲的论述。倘若要我说一说对于这些论述提供的洞见的看法,那么,我愿意说,所有的论述都在支持一种观点,即:宋元时期的泉州典范地表现了历史上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们共处一城的面貌。”台湾学者李亦园“为泉州在近一千年的作为世界文化交流枢纽重点所遗留下来历史文物的内在文化精神做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长久作为世界文化交流接触中心的泉州,其居民拥有海阔天空的海洋心胸与性格,心怀四海”“泉州居民在长久接触海外不同文化的族群经验中,学习到能欣赏吸收别人文化之美的特性,表现出中华民族兼容并纳、'美人之美'的文化特质最为突出,不但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典范,也可以成为'全人类文化多元一体'理念的基本范式。”李亦园的论述可谓鞭辟入里,颇有启发意义。
泉州人总是以泉州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倍感自豪,泉州人“站着像东西塔,卧着像洛阳桥,坐着像老君岩”,这种自豪感形象而传神。千百年留存下来的丰富而厚重的文化遗产得到良好的保护,与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守护传扬是密不可分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泉州历届党委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都十分重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城市建设与古城保护、现代生活与传统习俗等关系,使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互相协调,互相促进。
这可从三处国家级重点文物、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遗迹灵山圣墓、九日山、开元寺的保护事迹中,感受到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意识。1949年9月,泉州刚解放,人民新政权成立,许集美为首任晋江县长(随后县、市分开又为泉州市首任市长)。当时,考古专家吴文良反映,东门外灵山圣墓周边有人在挖石头,并欲炸掉风动石(碧玉毬)取石。许集美当即以晋江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严禁挖掘破坏圣墓周边,及时有效地保护了灵山圣墓古迹。1966年,在南安县丰州镇的晋江干流上,南连金鸡山、北接九日山处兴建一座金鸡拦河闸,有人提出可在九日山上就地开采石料以供建设之需。时任泉州市副市长、拦河闸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蔡载经坚持认为,九日山是泉州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祈风石刻等山上摩崖必须加以保护,制止了九日山采石的动议。1966年特殊历史时期,有一伙人冲进开元寺企图破坏。时任泉州市长王今生闻讯后,不计个人安危,立即赶到开元寺,指出开元寺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擅自破坏,将意图肇事者劝离现场,开元寺由此受到了保护。①三位市长履职尽责保护文物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还有后续的佳线年代末,承天寺、开元寺、崇福寺、少林寺、威远楼、延福寺、铜佛寺·······由老市长王今生主持重建或修复的古迹多达20多处。
长期以来,泉州市委市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做了大量工作,涉及诸多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民间艺人关怀方面。针对解放前民间戏曲剧团和艺人生存困难的情况,泉州市政府组建了5个公办剧(乐)团,抢救和保护传统戏曲;晋江等5个县也组建了7个公办剧团,泉州成为全省最多全国少有的公办剧团最多的市(县)。民间工艺也得到保护,组建泉州工艺美术厂(后
改为泉州工艺美术专业联社),属集体企业,将民间艺人集中起来开展创作和生产,品种包括泉州花灯、木偶头雕刻、刻纸、金苍绣、竹编、彩陶、蓝印花布等。各县也积极保护发展当地特色技艺,德化瓷艺、惠安石雕、安溪茶艺等得到良好继承和发展。如今,全市已建成泉州非遗馆等一大批非遗展览展示体验馆,形成一支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队伍,拥有各级代表性传承人1683人,其中国家级53人,省级204人。
在传统戏曲剧目抢救方面。解放初期,新生的人民政府就委派专家指导抢录民间传统戏曲、民间传统音乐。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初,泉州市文化部门组织相关剧团进行了多次的抢救,请老艺人口述记录剧目,记录整理表演程式。至1999年,市政府将汇编《泉州传统戏曲丛书》纳入文化建设重点工程予以资助。由泉州戏曲研究社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泉州传统戏曲丛书》共十六卷,汇编了泉州两个古老剧种梨园戏和傀儡戏的传统剧目、音乐、表演等三方面的内容,包括梨园戏三个流派的十八棚头和大小传统剧目七十多个、傀儡戏的四十二部“落笼簿”和《目连》戏全簿三部,弦管曲词七百多首,以及与这些剧目相关的科范、曲牌、音乐等。这些丛书,对保护、传承和弘扬、研究泉州戏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中国戏曲特别是南戏的宝贵资料。该丛书于2006年荣获中国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南音指、谱、曲整理方面。在市政府的支持推动下,1960年组建泉州民间乐团(泉州市南音乐团前身),1985年成立中国南音学会,1995年又成立泉州南音研究中心。这些相继成立的机构,与有关部门单位相互配合,深入城乡南音社团,广泛走访南音弦友,收集各种南音抄本和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泉州文化部门和泉州戏曲研究社陆续编辑出版了《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袖珍写本道光指谱》《泉州弦管精抄曲谱》《泉州弦管曲词总汇》等。泉州南音艺术研究院编辑出版《中国泉州南音集成》首批101册,南音文献的收集、整理、注释、编辑,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该《集成》被新闻出版署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这些南音典籍的出版,对保护传承研究南音具有重大意义,深受海内外南音弦友的欢迎及音乐界的肯定。
在地方文献重刊方面。1980年前后,泉州市政府即组织力量翻印明万历版、清乾隆版《泉州府志》。2005年3月,泉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地方文献丛书出版工作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一项文化工程。随后成立“泉州地方典籍《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着手对分散收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及民间的古籍进行调查搜集,整理出《泉州文库备考书目》300多家800多种,经过省内外专家学者多次论证,最后筛选出150部250余种著作,组成一套有一定规模、自成体系、比较完整,可以概括泉州人著作风貌、反映泉州千余年文化发展脉络的地方文献丛书,取名《泉州文库》,2011年起陆续出版发行。
在文物普查保护方面。继1956年、1981年两次文物大规模普查后,2007至2011年,又开展了新一轮大规模文物普查,全市共普查登记文物点3811处。至2020年,全市共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9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6处;有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条全国历史文化名街,4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42个中国传统村落。
数十年来,泉州市政府为保护遍布古城的文化遗产史迹和流传于民间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里,仅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2002年,以泉州南音申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标志,泉州市拉开了新世纪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篇章。2004年3月,泉州被国家文化部确定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城市。2007年6月,文化部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确定为全国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由此,泉州市政府制定实施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十百千”工程,即建设十个以上非遗博物馆、百个以上非遗传习所、千个以上文化生态展示点,在全市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传承体系。2010年5月,泉州市政府公布《泉州市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2015年3月,市政府印发《<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泉州市实施方案》,提出对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营造有利于文化遗产保存、生存、发展的各种环境,使闽南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明,构建一个人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系统。2021年3月,市政府印发《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泉州市行动方案(2021-2025)》,持续确保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振兴,泉州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扬的热情高涨。举凡南音大会唱、戏剧会演、元宵闹花灯等大型活动,古城民众自发参与表演、巡游,身置其间,乐在其中。近些年来的西街文化集市、古城穿越文创等活动,更是吸引许多年轻一代。不少民间组织也在保护传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成立40年来,组织开展文献整理、古城踏勘、非遗传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活动,编纂出版《泉州历史文化丛书》《文史类稿》等著作。中心下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书画研究四个小组以及南音梅花馆、五祖拳鹦山馆两个馆,既发挥文史界老专家的作用,又重视吸收中青年学者参与,培养青少年对南音、武术等传统文化的兴趣。2019年,中心特意邀约泉州本土青年学者翻译《刺桐双塔》《泉水之城》和《中国传奇》三部有关泉州的英文文献著作。此外,泉州还活跃着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在民间探寻文物古迹,收集资料,与专业机构联系合作,做出了不少贡献。
泉州市民对泉州古城的热爱总是溢于言表,更见诸行动,许多人加入了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列,展现了志愿者的风采。2017年7月,泉州市启动古城讲解员志愿者招募,许多市民踊跃报名。经过培训提升、考试测评、展示成果等环节,首批30名古城讲解员脱颖而出。几年来,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古城讲解员队伍已增至200多人,成为活跃于泉州古城街巷的文化使者。泉州海丝史迹志愿服务队是福建省文物局确定的志愿试点队伍,首批15名志愿者来自不同的领域,分别是文物专家、检察官、律师、教师、留学归来人员、社区工作者等,他们都有一颗热爱文物的心和一腔保护文物的热情。随着新志愿者的加入,在泉州海丝史迹志愿服务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泉州文物志愿服务队。
近年来,泉州市按照“保护、还原”的原则,修复重建了一批古书院。这里以2018年10月复建小山丛竹书院为例。这座古书院的复建以历史文脉为指引,在晚晴室与不二祠分别打造弘一法师和欧阳詹主题展陈空间;诚正堂陈列泉州地方历史文化书籍,开放为市民的阅读与文化空间。小山丛竹书院复建后,开展相关文化活动,受到市民热情欢迎,正在逐渐成为泉州市民的精神文化地标。泉州申遗成功后,小山丛竹书院于2021年年底至2022年年初,举办首期“小山学堂·泉州学讲座”文史系列六讲,邀请本地文史先生介绍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海外交通与多元文化交流、南音戏曲源流等,讲授各自的学术创见和实践经验,加深广大市民对泉州文化历史脉络、丰富内涵、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的理解与认识。这一系列讲座的举办,汇聚了政府部门支持、国有企业集团主办、高校科研机构和民间社团承办的多方力量。众多古城居民、来泉创业者积极参与,踊跃互动,反映了泉州公众对“小山丛竹”这一泉州文脉之地复兴的认同与期许,进一步彰显了共同的文化自觉和
社会各界的积极行动,在泉州形成了浓厚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氛围。泉州人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成为民众自觉的行动,并成为一种光彩的行为。诚如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指出:“申遗成功后,泉州人民依然生活在世界遗产缓冲区中,文物保护以一种充满“烟火气'的形式,继续活态传承和发展。”
泉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措施和政策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泉州市人大积极推进立法工作,通过法律法规保护文化遗产。
1982年2月,泉州名列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当年3月,泉州市人大会议即通过《关于保护、管理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决议》。1984年起,泉州市着手制定古城保护规划。泉州市启动申遗之初,即于2003年11月,经由福建省政府发布《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13年9月,泉州当选首届“东亚文化之都”,2015年泉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建设“东亚文化之都”五年规划(2015-2020)》,提出“古城-古港一新区-全域联动”总体思路。
2015年,泉州市获得地方立法权,随即筹划立法项目,将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列为泉州第一部地方实体法,可见泉州市各界对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史迹遗产保护的共识。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征询、制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于2016年经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经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保护条例明确规定,海丝史迹是指历史上反映泉州由海外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留存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遗址,包括体现海外通商贸易的码头、桥梁、航海设施、商品生产基地;体现文化交流的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和石刻、壁画等。2017年,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了《泉州市内沟河保护管理条例》,并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八卦沟、小八卦沟是泉州古城的内沟河,该《条例》突出内沟河的生态环境保护,强调对八卦沟、小八卦沟历史遗存的保护。2018年,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泉州市中山路骑楼建筑保护条例》,并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东西两座塔,南北一条街。”中山路是泉州古城的一条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中山路两旁的骑楼建筑,融合了闽南古民居特色和南洋建筑风格,该《条例》明确要求注重保护骑楼建筑的历史风貌。
2021年8月底,在泉州申遗成功仅一个月后,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即审议通过《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明确将“加强保护'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履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写入法规,为保护好、传承好世界遗产提供重要的法治支撑。这些条例,已初步构建起泉州市特有的历史文化保护法规体系。这四部《条例》的颁布实施将促进泉州历史文化保护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法治保障,推动实现良法善治,切实守护好泉州城市的“根”与“魂”。
2021年12月,泉州市政府研究制定《“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并于2022年2月1日起施行。该管理办法指出,泉州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应当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活态传承、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维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要求将泉州世界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明确将泉州古城整体纳入泉州世界遗产缓冲区范围,并确定每年7月25日为“泉州世界遗产日”。这个管理办法,可以说是对《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一个细化执行,必将有效地推动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实。